兴，整夜地高歌。

第二天，还唱了一阵。

但到第三天，就安静了。

我从镂空的金线间望进

去，觉得它还在动，便没理睬。

未料，第三天打开盒子，它早僵死在里面了。

正要把它扔掉，就听老婆大叫，说有一只黑色的虫在地毯上。

过去看，是只母蛐蛐。

我

一边急着找塑胶袋，一边叮嘱她别再一下子打死。

“这是原来那只的太太，万里寻夫来了。”

我说：“蛐蛐是有情有义的。”

“她丈夫不是死了吗？”

“见最后一面总是好的。”

这蛐蛐大概也有心，毫不反抗地让我抓到。

为了使它能够有个安静的场所凭吊亡夫，我特别又找个大一点的瓶子来，先把装着死蛐

蛐的金笼打开，放进瓶底，再把母蛐蛐放下去。

它果然绕着金笼子走动，如同哀凄的未亡人，抚着棺材痛哭。

还偶尔抬起头，用前脚攀

着棺材边，向里面张望，以深情的眼视，注视丈夫的遗容。

接着，它跳了进去，一点点检视、一丝丝抚摸，站着端详，俯身亲吻。

它找到公蛐蛐的大腿，居然紧紧地抱着、抖着、摇摆着，我似乎能听到它抽噎的悲哭。

它终于跳出金笼的棺材，去吃我给它的苹果。

回头看，那公蛐蛐依然直挺挺地躺着，只

是腿上削去一大块肉，上面许多齿痕——是被母蛐蛐啃掉的。

我立刻向全家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

残酷或反传统的新闻，常是大家爱看的。

如同早上在办公室，翻报纸，看到“某妇人一

怒之下剪断丈夫的祸根，扔出窗去，正好被过路的野狗当作上天赐予的香肠，一口吞下。”

大概很少有人能不“兴奋”

地向大家宣读的。

反人性的事，常常也是人性的，它总是浮动在人性的底层。

川端康成在〈日本之美与

我〉里说“有思想的人，谁不想自杀？”

卡缪在《异乡人》里说“每个正常人，多少都曾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