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

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豫让为报智伯之仇两次刺杀赵襄子，均未成功，他为了刺杀时具有隐蔽性，“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

。

这种自残行为，体现了一种忍者精神，可惜他以失败告终。

司马光对此事不愿张扬，略写之。

而在另一位司马那里，豫让的故事却很有生气，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

豫让是所谓的“士”

，他提出了士的两个标准：一、士为知己者死；二、以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

士是依附人主的，为知己者死是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现。

知遇之恩，对于士来说，是报不完且必须以死报之的。

这种精神，在侠士那里得到体现和张扬，并且沉淀在中国士大夫的性格当中，挥之不去。

豫让还用生命为“士”

确立了这样的定义：守诺，守节，讲义气。

豫让要为智伯报仇是第一层目的，彰示忠诚、“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

，是更高层次的目的。

可以想象，智伯死后，他的旧臣是怎样摇尾求欢于新主子的，这种变节行为，豫让一定目睹了许多。

可以说，他对这些变节分子的切齿之恨，是大于对赵襄子的杀主之仇的。

所以，他甚至没有为了接近赵襄子而搞个什么假投降，他认为，作为死士，只能承诺一次，就像节女只能出嫁一次，不论什么目的，这是绝无更改的；假的投降都不可以，因为投降以后再刺杀新主子也是一种“背叛”

，根本不存在什么“曲线救国”

，形式上的背叛尚且不可，何况真正的另求新主。

豫让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神圣的信念。

赵襄子第一次捉住了豫让，对豫让很尊重，因为他是“义士”

，所以要“谨避之”

，赵襄子的表现，很有政治家风度。

豫让的第二次刺杀行动又失败了，在《史记》里，结局是这样的：豫让对赵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

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

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得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

豫让请求赵襄子把自己的衣服挂起来，让自己“刺杀”

一次衣服，演一场“斩黄袍”

，满足自己最后的愿望，赵襄子同意了。

赵襄子之所以同意，也是想借豫让的忠义行为给自己的部下上一堂活生生的忠君教育课。

在《史记》中，豫让是在“报仇”

之后，自杀而死的。

这与《资治通鉴》不同，我喜欢司马迁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