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iddot;狄龙的回忆与我的备忘录极为近似，他后来向一位学者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狄龙对问题的看法甚至更为深入，他印象深刻地追述道&ldo;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赫脱肯定得到了内心的满足，因为他们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推给了肯尼迪。

&rdo;

按照我的看法，狄龙的观点无疑是准确无误的：对于如何处理东南亚问题，艾森豪威尔的确胸无成竹，他十分乐意将此难题留给民主党人。

当然，我们并非要责怪他留给了我们一个无从下手的难题，印度支那问题的确极为棘手，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我们都对此有所定论，只是在其究竟为何难以处理上，我们的国家花费了以后十四年的漫长时间，才痛苦地领会到其中的真谛。

其它的证据也显示，艾森豪威尔的确感到了为难。

事后曾有报道说，在与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会晤的三周之前，他曾对其手下的人说，&ldo;即使卷入战争，我们也决不允许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

&rdo;然而，六年之前，奠边府危机发生时，他的态度则与目前的说法大相径庭，当时，他做出决定，反对美国介入此事。

或许，随着世界局势的逐步明朗，他调整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我却很难将两者统一来看。

艾森豪威尔也会像我们一样，最终进入越南战争吗？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只知道，我们并未对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而在解决方法的选择上，也只得到了模棱两可的答复。

唯有那些不祥的预测似乎是肯定的，即如果失去了老挝，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

根据这一预测，西方世界就必须要采取某些行动，以阻止这一预言成为现实。

这次会晤对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和我们大家来说，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后来在寻求解决东南亚问题的途径时，它左右了我们的头脑。

几周内，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了，除了老挝之外，南越的情况也越来越糟，其发展之快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

三月间，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亲自挑选了一个非正式顾问团，在罗斯韦尔&iddot;l&iddot;吉尔帕特里克的率领下，进行实地考察，并要求他们对行动方针的选择提出建议。

五月八日，他们呈交了报告，要求在南越大规模增加美国军事人员，从原先的几百人增加至几千人。

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权衡再三之后，签署了增加一百名顾问和四百名特种兵的命令，以帮助南越人训练镇压暴动的技术。

这一人员的增派是极有限度的。

与此同时，老挝的局势也在日益恶化。

八月份，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迪安&iddot;腊斯克建议，除了按北约组织的一项计划，准备采用军事行动来保卫印度支那之外，我们也应继续进行外交谈判。

北约的计划要求派遣一支三万人的军事部队，由缔约国提供人员，这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

然而，英法两国都明确表示，他们并无派出部队的打算。

迪安&iddot;腊斯克的建议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对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说，在决定任何有关印度支那军事行动的提案之前，他应当在老挝与世界上其它问题之间进行仔细的权衡。

柏林问题尤其令我心焦，其紧张程度已经上升到这样高度，即我们打算派遣六个师的兵力（将近九万人的军队）去欧洲。

我争辩说，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也能进行全面的调动来介入东南亚的战争。

总统做出了结论‐‐迪安&iddot;腊斯克也赞同‐‐我们绝不应该在不顾世界上可能发生其它事情的情况下，来承诺对北约计划的执行。

到一九六一年秋天，北越的游击队已大量地进入了南越，越共也大大加强了对吴庭艳政权的攻击。

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决定，派遣马克斯威尔&iddot;泰勒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沃尔特&iddot;罗斯托前往南越，进行考察并就我们的行动方针提出建议。

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马克斯威尔&iddot;泰勒和沃尔特&iddot;罗斯托指出，我们已经极为可观地增加了对南越的援助，主要表现在，提供了更多的顾问人员和装备，甚至包括少量的作战部队。

他们评价说，这些步骤意味着在战争中的我们与南越&ldo;从顾问转向伙伴关系&rdo;的根本变化。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我仓猝地拟定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备忘录，谈到了上述的建议，并交给了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

该备忘录反映了我最初的想法，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iddot;l&iddot;吉尔帕特里克等人的意见。

我认为，泰勒-罗斯托的报告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在阻止南越陷入共产党人之手的目标上，美国是否将亲自承担起义务？为了实现这一承诺，我们将立即向南越增派大量的军事人员，并做好日后不断增派的准备，这一措施是否是必不可少的？我结论性地说道，我们&ldo;倾向于建议&rdo;，即我们应该全面接受建议中谈到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

将备忘录送往白宫后，担忧之情也在我心中油然升起，在向总统提交我们的建议之前，我们是否过于仓猝地做出了结论。

在其后的几天里，我埋头钻研了越南问题。

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形势似乎显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而我们运用军事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变得越来越让人捉摸不定了。

最后，我意识到，对于泰勒-罗斯托观点的赞同，是一个极为轻率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