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iddot;腊斯克和他在国务院的顾问们也做出了相同的结论。

十一月十一日，在进行了更为充分、详尽的讨论后，他和我向总统提出了一份联合备忘录，大意是，反对按照马克斯威尔&iddot;泰勒和沃尔特&iddot;罗斯托建议的方式派遣军事部队。

我们承认，或许在某一天，这些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南越人能做出同心协力的努力，那么，（美国军队）就可能是多余的了；而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的努力，那么，面对那些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的人民，美军也很难完成自己的使命。

&rdo;

那天之后，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集中研究了这两份备忘录，他明确地表示，在阻止南越的失去上，他无意做出无条件的承诺，并断然拒绝批准美军的介入。

迪安&iddot;腊斯克和我陷入了那个窘境，多年以来，这件事一直萦绕于我们的脑际。

重新查阅这些会议的记录后，事情非常清楚，我们当时的分析是极不充分的。

我们忽视了五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南越的陷落果真会引发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吗？而这是否又真会给西方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呢？战争将以什么形式‐‐常规战或游击战‐‐来发展？如果美军与南越人携手作战，我们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吗？在决定是否出兵之前，我们就无法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当时竟没有对这些必不可少的问题进行探索，这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在肯尼迪政府最初的岁月中，我们正是这样来处理越南问题的，此刻，我们已无法重新体验当时的幼稚和自信了。

当时，我们对那个地区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在应付危机方面也毫无经验。

而其它迫在眉睫的国际问题又分散了我们的注意，仅在第一年中，我们就碰到了古巴、柏林、刚果等等问题。

最后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当时正面临一个从未有所准备，或者说尚未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我担心，各种政府‐‐当然包括大多数的人民‐‐只能进行盲目的行动。

我绝无辩解的意思，但这或许有助于说明我们当时的作法。

几天之后，十一月十五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再次谈到了关于对南越军事介入问题上的顾虑。

他担心，此举将导致世界两大对立势力的交锋，并指出，越南的形势与朝鲜战争时完全不同。

朝鲜战争时，敌人的入侵已相当明显，而这里的局势则尚未明朗。

他尤其担心，派兵前往一万英里以外的地区，去帮助一个拥有二十万军队的政府与仅有一万六千人的游击队作战，极有可能招致广泛的反对。

而且，我们在越南已投入了数十亿的美元，其取得的成功则是微不足道的。

他十分怀疑，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中得到军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