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于南越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价上，我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结论，而通过反思却发现，那些关于军事进展的看法是过于乐观的呢？

我们的军事将领们在夏威夷和南越会议上的汇报，将构成那些军事报告的内容。

每次会议上，我都要会见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保罗&iddot;d&iddot;哈金斯上将。

他身材高大，举止潇洒，能言善辩，无论其外貌还是其口才，都与将军的身份极为一致。

他是博学多才的马克斯威尔&iddot;泰勒的高足，尽管，他还不具有其导师的渊博学识，但却极为坦诚，具有极强的说服能力。

保罗&iddot;d&iddot;哈金斯上将和他的同伴们在报告中指出，南越的军队已经阻止了越共的进攻，并收复了农村的失地。

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保罗&iddot;d&iddot;哈金斯在火奴鲁鲁告诉我，&ldo;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赢家的一方，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计划，我们将会看到，越共的行动逐渐走向低落。

&rdo;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绝不会相信，他和其他军官会故意误导我的思路，这与他们的职业素养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况且，我还可从其它渠道获得信息，并可用来与军队将领的说法进行核实‐‐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媒介机构，这里只列举三者。

导致他们过于乐观的原因来自于其它的方面。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他们当时从南越人那里得到的情报是极不准确的。

南越人总是按照美国人希望听到的消息来进行汇报。

就像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iddot;a&iddot;麦科恩后来写道的那样：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大使馆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涉及……其中越共在几个省的活动情孔，以及svn（南越）政府和越共军力的对比情况，都严重失实。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南越各省和地区一级的长官将严重失实的情报，提供给了那些下层的校级军官们……这些省和地区一级的长官们认为，他们有责任&ldo;制造数据&rdo;，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

就某种程度而言，美国的司令官们也像许多人那样，喜欢沉溺于一厢情愿的思维之中。

而且，他们‐‐就像我一样‐‐对这场冲突的性质也缺乏真正的认识。

他们主要将其视为一场军事斗争，而事实上，这场冲突具有极为复杂的民族主义色彩，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斗争。

我总是急迫地要求我们的司令官们对进展‐‐或无进展‐‐做出估价。

监测进展‐‐我仍然认为，这是实现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则‐‐在越南则几乎完全失控了。

将军们和我对于这一失败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场没有战线的战争中，对结果的评价方法也不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