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撤离的说法又如何呢？在越南做出过奉献的美国人中，几乎无人会对此想法感到兴趣。

这一观点也意味着，那些将身家性命已完全托付给美国的越南人，将要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

而此时，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幸运者却凭借着蓝皮的护照，毫无危险地远走高飞了。

一个本应生活得更好的民族，将沦陷于一种单调、毫无生气、受到控制的社会生活中。

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

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

正像一九五○年我们对朝鲜的承诺，曾经阻止了共产党人公开地跨越边境，在越南取得反对共产党人的胜利，也会对阻止所谓的解放战争起到非凡的作用。

公正而言，在当时的新闻记者中，戴维&iddot;哈伯斯塔姆的这番鹰派的言论，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观点。

九月二十五日，这是我启程去西贡的前夕，cbs的报道人哈里&iddot;里森纳问我，南越人是否&ldo;可以在我们的援助下……在战场上赢得战争，而在西贡输掉它？&rdo;我回答说：目前要做出估价是非常困难的。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周里，政府的行动一直在针对不稳定的局势。

完全可能，他们已经疏远了重要的因素‐‐人民，而且，除非政府和人民能齐心合力地与越共战斗，否则越共是绝不会被击败的。

我继续说道：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这是至关重要的。

战争的胜利与否将取决于他们自己。

我们可以提供顾问和援助，但是，只有他们才是最后结果的承担者，而目前还有待于观察的是，他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实践证明，这番话语的确起到了预言的作用。

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提醒同行的成员们注意此行的目的：对南越反对越共的军力进行考察，并对其是否获胜的前景做出估价。

如果前景并不乐观，我们就必须问到这样的问题，即南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美国又怎样能使南越做出那些行动？

我对他们说，按照我的想法，在我们能够提出建议之前，我们必须回答某些特殊的问题：&iddot;如何解释那些报告中军事进展和政治稳定性之间矛盾的地方？何种说法是正确的？

&iddot;学生、军队、政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吴庭艳的反对，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对抗在继续加深吗？

&iddot;谁在政治上控制了农村地区的村庄？我们将对此进行何种方式的判断，并且，我们对我们的判断会有信心吗？

&iddot;假如吴庭艳和吴庭儒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发生了变化呢？如何对他们之间目前的关系与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进行比较呢？

&iddot;吴庭艳仍能有效地保持其政治权力吗？南越权力基础中的关键因素已经离开了他吗？

&iddot;如果吴庭艳仍然大权在握，军事上的努力会取得成功，还是会越变越糟？

&iddot;如果我们做出结论，吴庭艳将会改弦更张，那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手段‐‐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来促使他这样做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最为广泛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各种意见和看法，这包括：所有职位上的南越官兵们，所有职位上的美国官兵们，新闻界人士，外国大使，南越，法国和美国的商人和劳工领袖，国际控制委员会的成员，学术界人士，天主教神职人员。

我指示，我们将于每天早晨碰头交换意见，并将在对华盛顿的汇报上采用唯一的报告系统，每天统一汇报的电文中，将列举观点中的分歧，如有反对的意见的话，将会在给总统的报告中特别注明的。

在为期十天的逗留期间，我们实际上周游了南越的每一个行动区，举行了几十次会议。

我发觉，在我亲自参加的三次访谈中，我受到了特别的启发和震动。

九月二十六日，我会见了p&iddot;j&iddot;霍尼，一位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讲师，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并且与南、北越的领导人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他的评论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他以前曾经是吴庭艳的支持者。

在我们讨论期间，p&iddot;j&iddot;霍尼说道，几个星期之前当他刚到达西贡时，他相信美国总是可以设法与吴庭艳共同相处的，而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则是极为危险的。

然而，目前他已改变了看法。

在过去的三年中，吴庭艳衰老得极快，以致于有些反应迟钝了。

吴庭艳公开地指责着一切，既包括军队也涉及市民们。

他对佛教人士的袭击已引起了公众的极大震动。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霍尼认识到，要想使这一统治自由化，或改变吴庭艳的想法，已是毫无可能的了。

因此他说，美国必须要做出决定了，与这样一个政权在一起，它是否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呢？按照p&iddot;j&iddot;霍尼的观点，我们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尽管，他指出有迹象表明，战略村计划正在取得效果，而越共利用西贡政治动乱的企图也落空了。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撤换吴庭艳呢？p&iddot;j&iddot;霍尼的看法仍然是模棱两可的。

他说：任何脱离这一政权的运动都具有极大的风险，并且，按照他的判断，无论是发动政变或者是进行暗杀，在对事态向好的方面发展上，都是半斤八两，很难对其作用进行高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