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就截然不同了。

通过对那些当时资料的反复审查，并利用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如果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不死，他极有可能会把我们拖出越南的深渊。

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南越人是无力保卫自己的，西贡当局在政治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而试图以大规模增派美军作战部队来弥补南越军力不足的举动，将是一个极不明智的行动。

即使就像我相信的那样，他会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问题，即，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将会因此而陷入共产主义者之手中，我仍然坚信，他会做出上述的结论的。

相比于我们今天的权衡，当时，他会认为损失是更为惨重的，但是，他仍会接受这一结果。

这是因为，他将会清楚地意识到，他早已假定的那些前提条件‐‐即，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而为了取得胜利，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均不可能具备。

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撤离将会造成&ldo;多米诺&rdo;式倒塌的连锁反应，然而，他仍然会相信，在付出了鲜血的惨重代价后，坚守在那里最终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在执政之初，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就要求其组阁班子中的官员，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去阅读巴巴拉&iddot;塔奇曼的著作《八月的枪炮》。

他说，这本书清晰地描述了欧洲首脑们如何一错再错，结果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之中。

并且，他强调地指出：&ldo;我决不愿意重蹈他们的覆辙。

&rdo;在我们阅读了该书之后，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又再次告诉我们，&ldo;我们将不会贸然地卷入战争。

&rdo;

纵观其整个执政期间，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似乎铭记着这一教训。

一九六一年四月&ldo;猪湾&rdo;危机期间，他顶住了中央情报局和军界首领们的强大压力，恪守了自己的信条‐‐就像他对已准备就绪、随时准备行动的古巴流亡者们所详尽解释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绝不会以武力介入的形式来支持入侵。

他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即使情况已非常明显，就像其最终的结果那样，如果缺乏支持，这次入侵行动将会夭折的。

无独有偶，在古巴导弹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也目睹了同样明智的态度。

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危机的顶点‐‐之时，总统的文武顾问中绝大多数已准备提出建议，如果尼基塔&iddot;赫鲁晓夫不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他于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国将对该岛发动攻击。

然而，那个星期六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仍苦口婆心地反复地说着自己的观点‐‐不仅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而且在其后由我、博比&iddot;肯尼迪、迪安&iddot;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参加的小型会议上‐‐美国必须竭尽全力去避免卷入毫无把握的战争风险。

如果必要的话，他似乎宁愿将美国过时的朱庇特导弹安置在土耳其，以与苏联在古巴安置导弹的行动相抗衡，从而避免被卷入战争的风险。

他十分清楚，这样的做法将会招致土耳其、北约组织，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大部分高级官员的强烈反对。

然而，他仍打算恪守在这一避免使我们卷入战争的立场上。

因此，我有理由认为，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最终将会将我们拖出越南，而绝不会使我们更深地卷入在里边。

现在，我之所以要阐明这一判断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必要说明下述的问题：我们‐‐包括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死后，他继承了决策者的角色‐‐为什么和如何做出了决定，致使五十万美军部队最终进入了越南。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以及我们的行动将会提供什么样的教训？

尽管暗杀所带来的极大创伤，国家却不能因为失去了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而停止运转。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的下午，葬礼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椭圆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已准备就绪，恭候自己新主人的到来。

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总统会见了迪安&iddot;腊斯克、麦乔治&iddot;邦迪、乔治&iddot;鲍尔、小亨利&iddot;卡伯特&iddot;洛奇（按照先前定好的日程，此时，他正在华盛顿汇报情况）、约翰&iddot;a&iddot;麦科恩和我，地点是他任副总统时的办公室里，其位于白宫正西方向的旧行政办公大楼里。

在我所认识的人们当中，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是最为复杂、最有头脑和最为勤奋的人物之一。

他的个性犹如一个五彩斑斓的万花筒：坦率与虚伪、慷慨与吝啬、怜悯和冷酷、文雅与粗鲁交替地闪现出来。

他的形象显得高大、有力，但也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色彩，这使我不禁联想到沃尔特&iddot;惠特曼《自我之歌》中的诗句：我自相矛盾吗？

对了，我的确自相矛盾；我辽阔无比，我包罗万象。

他谙熟政治事务，并认为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是，确定美国人民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并协调这些差别，以使这个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

按照这种观点，他认为，这时正是他担任总统的最佳时机：一个种族动乱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正愈演愈烈的时期。

尽管，作为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班底的成员已有三个年头，但是，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还从未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位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

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和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在派别上存有隔阂，这必然使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心中存有疑问，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班底的成员们是否会不打折扣地忠诚于他。

如果不是说在几个小时之内的活，至多在几天的时间里，他就明白了，无论是迪安&iddot;腊斯克还是我‐‐尽管我们全力辅佐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来到华盛顿都是为了效力于我们的国家，而他目前已成为这个国家宪法所规定的最高统帅。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不会找到半点理由来怀疑我们对他的忠诚。

然而，在他入主白宫之时，我与他之间的关系还似乎形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