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是西贡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仍然提出了反对发动空袭的建议。

我指出，阮庆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声称，他在南越的基地还缺乏足够的力量，难以承受北越可能进行的报复。

尽管，我没有提议介入更多的美国军队，但我还是同意，着手就美国空军袭击北方做出计划。

但是，对于引进美军地面部队一事，我们则未做任何的讨论。

我将这些建议提交给总统，这也代表了与我同行的高级文武官员的一致看法，其中包括马克斯威尔&iddot;泰勒、约翰&iddot;a&iddot;麦科恩和威廉&iddot;p&iddot;邦迪。

然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他们的意见时，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iddot;&iddot;格林上将和空军参谋长柯蒂斯&iddot;e&iddot;勒梅上将不同意我的报告。

小华莱士&iddot;&iddot;格林认为，如果我们想呆在南越并取得胜利，那么，就应集中美国的力量来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大意如此，并非原话）。

柯蒂斯&iddot;e&iddot;勒梅则认为，北越和越共的后勤基地，以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补给路线应当遭到轰炸。

迪安&iddot;腊斯克的看法与我的建议相同，并且，总统也赞成我的建议。

除了小华莱士&iddot;&iddot;格林和柯蒂斯&iddot;f&iddot;勒梅以外，对于我反对立即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建议，其他一些人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这些批评者断言，总统在空袭一事上的勉强态度，来源于一种愿望，即，在大选即将来临之前，他将尽力避免一场国内发生的政治危机。

一九六四年，按照自己的权利，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正在为参加竞选而努力，因此，许多人认为，政治上的得失是他决定任何问题的基础。

然而，我不能苟同这种观点。

我并不认为，这一观点可以完满地解释，在当时，为什么他会做出反对空袭北越的决策。

当时，即使是阮庆本人也反对此种行动。

并且，我之所以反对这一举动是因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够避免风险，避免中国或苏联的报复。

任何一届总统均有足够的理由来考虑国内的政治，然而，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解释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和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两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失误，则是我无法苟同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应总统之要求，在华盛顿的一次颁奖宴会上，我做了一次主要的发言，面对美国公众概括性地描述了我们在越南的情况。

十分凑巧的是，在前一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iddot;威廉&iddot;富布赖特‐‐后来，成为我们最坦率的批评者之一‐‐在参议院做了一个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重要演讲，对于越南问题，他所提出的观点与我次日晚上发言的主旨不谋而合。

在谈到谈判时，他说：&ldo;在当前的军事环境下，我们无法设想利用谈判，在保持南越自由的前提下，结束这场战争。

&rdo;因此，他接着说道：事情似乎非常清楚，仅有两种现实的选择摆在我们的眼前：使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扩大冲突的规模；或者，做出新的努力，来增强南越人的实力，使其在现有的水平上，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

执行部门的主管官员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审查；并且，直到他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做出估价，确定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之前，以我之见，我们似乎仍不能做出选择，只能利用眼前最为有效的手段，去支持南越的政府和军队。

无论何种特殊的政策被决定，有一点必须是非常明确的，即在尊重越南的情况下，美国将继续义不容辞地履行其承诺和责任。

在我的讲话中，依据我的观察，我对越南问题发表了几点坦率的看法：我指出，&ldo;毫无疑问，南越的局势正在日趋恶化；&rdo;&ldo;目前对这一形势做出估价仍明显存在着困难，该战争的形式和特点决定，得到的信息并非总是可靠和可用的；&rdo;&ldo;越共从本民族的人民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问题与军事的解决方式同等重要，&rdo;并且，&ldo;越南前进的道路将是极为漫长的，充满着重重的艰难和挫折。

&rdo;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准确真实的，然而，接下来我对我们方针的选择谈了看法，即早先我向总统提出过的那些选择，这次，听众们将会得出结论，我并未就我们的问题，做出必要的回答，而且，我声称道：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

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

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ldo;解放和统一&rdo;的革命斗争。

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

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在北京尚未开放其档案之前，我们将无从得知中国地缘政治的目标，也无法检验我的判断的正确与否。

但是，当时，我的表述代表了我高级助手们的共识‐‐包括军方和政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的私人助理亚当&iddot;亚莫林斯基，尽管，他并非一位中国问题的专家，但他说，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这一事例再次体现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在对缺乏经验的领域中进行决策时，高层的政府官员需要随时得到专家、内行的帮助。

如果我们的身边有更多的亚洲通，或许，我们就不会如此浅薄地分析中国和越南。

在古巴导弹危机之时，我们曾得到了内行的指点；在我们处理有关苏联的事务时，我们也通常得到了这种帮助；然而，在我们面对东南亚的事务时，我们则无法借助类似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