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九六四年共和党总统竞选运动的白热化，小亨利&iddot;卡伯特&iddot;洛奇感到，他应当辞去现职，集中精力去加强他党派中的温和派的实力。

对于加强美国驻南越队伍的实力，此时正是一个绝好的良机，首先，需要选派一名尽可能强有力的大使。

麦乔治&iddot;邦迪、威廉&iddot;p&iddot;邦迪和我都主动想揽下这个差事，但是，总统选中了马克斯威尔&iddot;泰勒，并还委派了u&iddot;亚历克斯&iddot;约翰逊去协助他。

除了以威廉&iddot;威斯特摩兰替换保罗&iddot;d&iddot;哈金斯一事之外，此举也标志着，总统已决心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去增加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和行动的作用。

在总统决定不派我出任南越大使之后不久，由于一九六四年大选近在眼前，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副总统竞选伙伴的提名。

新闻界早已推测过此事‐‐例如，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斯图尔特&iddot;艾尔索普就曾提到了这种可能性。

然而，我对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总统非常了解，我知道，如果我表示了同意，他以后或许会再次考虑，并撤回邀请的。

总之，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但是，总统仍有计划在等着我，八月一日他对我说，在他下一届任期中，他要我担任他&ldo;主管内阁事务的首席行政副总统。

&rdo;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从未解释过这句话的含义，但他的确常常要求我处理一些防务之外的事务，只要我能够做的话，我总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我拒绝了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作为副总统竞选伙伴提名的请求，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成功的概率极小‐‐恰恰相反。

回首往事，我认为，假如我能有幸来世再生，我将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训练自己，争取参加竞选。

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中，解决众人间存在的差异，找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使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这正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

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这既是对他的挑战，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在当时，我还缺乏政治家的素养和技艺，我对此了如指掌。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会收到了另一份评价材料。

它提出了一个疑问，总统在几天前也已提到过这个问题，即：南越和老挝的丧失极有可能在东亚引起&ldo;多米诺效应&rdo;。

既不会负参与决策的责任，也没有为以前政策进行辩护的必要，这些政府中最高层、经验最丰富的情报分析专家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南越和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

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共产党人强占这两个国家。

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

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共产党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他们继续说道：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共产党人也会受惠无穷。

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

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

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

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场。

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们的分析似乎再次证实了我与其他一些人的恐惧‐‐回溯往事时似乎体会不到，但当时的确如此‐‐西方的遏制政策在越南面临着极其严重的风险，而我们则仍然沿着危险边缘滑向深渊。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

美国距离在越南宣战最近的一次事件是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东京湾决议。

影响这项决议的客观环境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激烈争论，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一九六四年八月之前，美国人民对越南的事态发展极少给予关注，战争似乎极为遥远。

东京湾改变了这种状况。

就短期而言，美国在东京湾的军舰受到袭击，随之而产生的国会决议带来了美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越战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就长期而言，约翰逊政府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总是援引这项决议来证明其在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符合宪法规定。

国会承认这项决议赋予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总统的巨大权力，但不认为总统有权宣战，不认为这项权力可像过去一样用来大幅度扩充驻越美军数量‐‐从一万六千名军事顾问增至五十五万战斗部队。

如果没有这项决议，在以后几年中，宣战和动用大量战斗部队也许是不可能的。

许多人把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的九天视为&ldo;二十五年战争&rdo;中争论最大的一个时期。

这一点并不奇怪。

三十年来，围绕下述问题，激烈的争论持续不断：在东京湾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是如何向国会和公众报告东京湾事件的；我们向国会谋求到的对事态做出反应的权力；在以后的岁月中，两位总统属下的行政机构是如何运用这项权力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