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凄风苦雨中，乔治&iddot;鲍尔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向迪安&iddot;腊斯克、麦乔治&iddot;邦迪和我提交了一份长达六十二页的备忘录，对我们现行的越南政策提出异议。

就其深度、广度和对传统观念的冲击而言，备忘录与作者同样极为出色。

乔治&iddot;鲍尔头脑敏锐，才智过人，文笔流畅。

乔治&iddot;鲍尔是个大西洋主义者，坚信美国与欧洲的关系高于一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德国担任美国战略轰炸调查部成员。

五十年代法国在印度支那陷入困境时，他担任过法国政府的顾问。

由于他被公认具有强烈的欧洲倾向，所以迪安&iddot;腊斯克、麦乔治&iddot;邦迪和我对他关于越南问题的观点均有所保留。

乔治&iddot;鲍尔一开始即指出：西贡的政治局势已严重恶化，而且，建立一个足以镇压暴动的强大政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他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政策：一、继续奉行目前的行动方针；二、接管战争；三、对北越进行空袭；四、寻求政治解决。

他对四种政策都做了分析。

他认为我们的现行政策致使南越在政治和军事上日益虚弱。

直接参战将使美国人的生命在丛林和水稻田中遭受重大损失。

轰炸北越既不能摧毁其意志，又不能重挫其支援南部越共的能力（他还说空袭无助于加强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但他第二年初改变了这项判断）。

乔治&iddot;鲍尔对&ldo;我们可以在空袭的同时控制风险&rdo;的论调特别提出了质疑。

他尖锐地写道：&ldo;一旦骑上虎背，下来就难了。

&rdo;

只剩下第四种选择了。

鉴于我们&ldo;几乎没有注意到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rdo;，乔治&iddot;鲍尔指出&ldo;我们应该立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rdo;

他在这两点上都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他的备忘录没有使我们循着政治解决途径走下去。

他认为谈判条件应包括：一、北越保证停止在南部再搞暴动；二、一旦河内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贡成立一个有能力扫清暴动残余分子的独立政府；三、在以后需要援助的情况下，西贡政府仍然有权要求美国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证西贡政府的独立性继续不受其它签约国的破坏。

迪安&iddot;腊斯克、麦乔治&iddot;邦迪和我非常赞同这些目标。

但我们都认为，在没有有效手段保证的情况下，主张政治解决就等于在主张无条件撤退。

我们根据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潜在影响来考虑这种可能性。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河内支持的巴特寮继续在老挝向前推进，苏加诺使印度尼西亚向共产党阵营靠得更近，马来西亚面临着受中国支持的暴动者的巨大压力，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在继续宣扬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iddot;赫鲁晓夫及其接班人在继续针对西方发表好战声明。

考虑到这些威胁，我们认为无条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乔治&iddot;鲍尔同意这个结论。

正是这个内在矛盾使他的备忘录出现了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