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模式来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领袖。

我们认为，他们渴望并决心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

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三、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里是指北越和越共），它们可以鼓动人民为它们的信仰和价值去战斗，并付出牺牲。

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在重复着类似的错误。

四、我们对敌友分析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

在我们与苏联不断发生的对抗中，也经常出现这种失误‐‐如在柏林、古巴、中东等问题上‐‐我们好像从未听到过汤米&iddot;汤普森、奇普&iddot;波伦和乔治&iddot;f&iddot;凯南的告诫。

这些高级外交人员曾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

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会有何种反应。

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建议在形成我们的判断和决策时毫无作用。

高级官员在做出关于越南事务的决策时，也缺乏精通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来提供咨询。

五、正如我们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的。

同样，我们也没有能够把我们的军事策略，与赢得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灵与思想的任务结合起来。

六、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对于美国是否应当大规模地卷入东南亚的军事冲突，我们没有能与国会和美国人民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争论。

七、当行动已付诸实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们背离既定的方向时，我们没能一直征得公众的支持。

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充分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在让公众理解我们面对的复杂局面，以及他们如何会对必要的改变做出积极的反应上，我们的确缺乏应有的准备。

而此时，我们的国家正面对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个远在天边的陌生国度。

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其军事的强大威力，而是其民众的同心协力，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此点。

八、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

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

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它国家。

九、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对我们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外‐‐应该在得到国际社会全力支持（而非只是做个姿态）的情况下，与多国部队共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