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ldo;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rdo;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看有没有其他的结果产生。

刘次沅受领任务后，很快开始了工作，验算结果表明，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晓原的推算结果早了两年。

根据刘次沅提交于&ldo;工程&rdo;的报告可知，在《汉书&iddot;律历志下》引《尚书&iddot;武成》中有三个月相的日期：

第八章天时、地利、人和（6）

&ldo;一月壬辰旁死霸&rdo;

&ldo;二月[庚申]既死霸，越五日甲子&rdo;

&ldo;四月[乙巳]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rdo;

以上三个月相，用方括号标出的干支是根据后文补出的，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困难在于，根据不同的月相词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伐纣之年。

刘次沅对一系列月相词作了全面的分析后，认为这些月相日期是定点的，是月内其他日期的出发点。

前人对月相含义的研究曾耗费过很大的精力，大多数认为其中的&ldo;霸&rdo;是月亮的发光部分，&ldo;生霸&rdo;在月初，&ldo;死霸&rdo;在望后，&ldo;既&rdo;在标准月相之后，&ldo;旁&rdo;在&ldo;既&rdo;之后，每个定点可以有一两天。

从如此假设出发，刘次沅取生霸为月初（阴历三至五日），死霸为望后（阴历十七至十九日）之说。

由《武成》历日排谱，并用张培瑜所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结合&ldo;岁在鹑火&rdo;和&ldo;日在析木之津&rdo;天象推算，共得到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种结果。

这三种结果都符合伶州鸠所说的其他天象条件。

由于岁星在鹑火之次，也就自然符合对利簋铭文的解释。

考虑到考古学方面的结论，刘次沅认为公元前1046年为最佳选择，武王在这一年克商的甲子日期是1月20日。

推算结果表明，这一天子夜，木星正上中天，地平高度达79度，肉眼可见，格外明亮。

从江晓原的研究到刘次沅的验算，所得出的结论分别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仅有两年之差，而2000多年来，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说法却相差112年。

江、刘两人的结论一下将差距缩小了56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有关武王伐纣的天象信息相当多，也相当模糊，这些信息不可能构成完全兼容的自洽体系，更何况某些信息本身就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

因此，靠天象信息来确定武王伐纣的日期，其中必有理解、演绎、取舍、勘误等复杂的问题。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江晓原的研究还是刘次沅的验算，都只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自认为最能自圆其说并接近事实本身的解决方案，而最后的选择和确定，必须与文献、考古、14c测年等各方面的研究配合起来，才能求得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

那么，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到底哪一个更为合理?

此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ldo;西周金文历谱研究&rdo;专题的天文学家陈久金，根据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成果并结合金文历谱和排比，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个年代值，最后认为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最大。

从江晓原和刘次沅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两说都落在了14c测年技术所得结果的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范围之内，但这两个结果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

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就两个结果而言，江晓原对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以及推算出的公元前1044年说，与金文历谱研究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根据&ldo;工程&rdo;专家组所定的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

因一直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就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

但根据《尚书&iddot;金滕》可知，武王在&ldo;既克商二年&rdo;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

后世学者虽然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不少争议，但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没有一家超过4年以上。

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iddot;豳风谱》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ldo;后二年而崩&rdo;，这一说法与郑玄之说相合，都应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

这个年代值不仅与刘次沅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正相符合，且与金文历谱的衔接也较好，同时与《武成》等历日及伶州鸠所言的天象也能相容，其各方面的符合条件明显多于公元前1044年说，故工程专家组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第八章天时、地利、人和（7）

正是因为武王克商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的确立，才陆续往前推算出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和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可以说，整个夏商周三代文明大厦的构筑，正是根置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这一根本基石之上的。

也正是有了这根强有力的支柱，才有了克商年之后较为准确的西周列王年代的具体推算结果。

那么，西周列王的年代又是如何推算而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