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

高等教育有长足的进步，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

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ot;赤化&ot;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

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

应该说，一个&ot;虚体&ot;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民国的三个面相（3）

三、话语吊诡

进入现代以后，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ot;适者生存&ot;，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ot;劳动&ot;和&ot;阶级&ot;，而后者最为重要，在&ot;阶级&ot;话语流行过程中，&ot;劳动&ot;逐渐退为&ot;阶级&ot;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ot;阶级&ot;一统天下。

&ot;阶级&ot;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源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

至于其他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

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

阶级话语必须有所变通。

中国的阶级话语，以毛泽东的论说最为典型，他1926年在国民革命期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文，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式的阶级话语的特色，其精神一直贯彻中国革命始终。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首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他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三，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充了，不仅有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ot;半无产阶级&ot;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

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强大，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

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ot;很能勇敢奋斗&ot;，只要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也会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

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显然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

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可有可无的境地。

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

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

在后来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是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倒往往沦为地主的&ot;狗腿&ot;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不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却没人乐于修正，而且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

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而且把革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至于切得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

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另外吊诡的是，据尹钛的研究，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一直跟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

国民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

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

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

敌对的双方，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是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不问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