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大权在握，从不心存侥幸。

部下对他敬而远之，谁也不能随便接近他。

他是世间罕见的幸运儿，永远那么富有和权势骇人。

哪怕十分富有和权大无边的总统也无法与之相比。

他们来去匆匆，而他则永远身居宝座。

罗斯福掌过权，终于撒手而去。

三十年后，比尔佩利仍然稳操权柄。

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生活按照他的意愿在进行。

他愿意见谁就见谁，不愿见谁，谁也别想见他。

有人自诩是他的朋友，要么是判断错误，要么是恬不知耻。

最明显的例子当算可怜的拉尔夫科林（ralphl）。

他当了佩利以及公司三十年的律师。

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忠心耿耿替佩利卖命。

谁也没有像他那样亲眼目睹佩利的德行和恶行。

两人在纽约的文化圈子内都是德高望重之辈，都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内身居要职。

1969年，作为当时博物馆董事长的比尔佩利，依照他治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习惯，打破博物馆的惯例，在未与其他董事商量的情况下，即决定解除贝茨劳里（bateslowry）的主任职务。

当时，作为董事之一的拉尔夫科林，以后来使他们本人都困惑不解的理由，对佩利的决定表示异议，说佩利擅自违反条例。

但已于事无补。

贝茨劳里仍然免冠而去。

科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为难佩利的那次董事会结束时间是星期二下午五点半，第二天上午十点，佩利将科林召到办公室。

科林进来时，佩利并不起身迎接，也不向这位卖命多年的同事示意坐下。

他只是说，经过仔细思考，他决定两人中断友谊。

不过科林对外仍然代表公司。

几月以后，佩利外出度假，弗兰克斯坦顿奉命告诉科林，他的公司已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失去了账号。

这一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这位温文尔雅的人对此大惑不解。

最后他打电话给佩利请求会见。

他向董事长表示这么快就失去了深厚的友谊难以理解。

他解释道，他感到十分难堪，因为他们今后还将在许多社交和文化活动，许多音乐会、博物馆展览仪式上见面，能否保持表面上的友谊关系？拉尔夫科林永远不会忘记比尔佩利的回答：&ldo;不行，拉尔夫，我们不是朋友，您只是做过我的律师而已。

&rdo;

20世纪30年代，通讯和广告事业爆发另一场革命，年轻的比尔佩利则处于这场革命的中心。

他经历了这场革命的每一时刻，满怀激情地接受挑战，享受着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和激动。

他成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年轻、英俊、富有、聪明和热情，仿佛生命每一阶段的活力，都从他身上迸发出来了。

他在曼哈顿购置了一座漂亮的三套一新居，让当时最负盛名的舞台设计师李西蒙森（leesionn）搞房间布置设计。

在一间价值约一万美元的房间里，李西蒙森搞出绝妙的戏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