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就其形式而言，这些档案大多是苏联、中国、朝鲜三方领导人及相应机构之间的往来电文、会谈纪录，苏共和苏联政府从中央到各主管部门的会议纪录、决议草案、请示报告及情况通报，苏联驻中国和朝鲜使馆与国内相关部门往来的电报、信函等等。

除对档案本身进行翻译外，对於收件人在文件上所做的手写批语，凡能辨认清楚的，均在注释中做了介绍和说明。

三、档案整理的原则是：首先尽量确定文件的作者、发件人、收件人以及文件形成或收发的时间，然後根据文件的内容及上述要件明确相关文件之间的关系，最後按照文件形成或发出的时间排列档案顺序。

为便於读者理解文件的内容，对主要人物、事件和专门用语进行了注释，编写了〈人物简介〉和〈朝鲜战争大事年表〉，并对整理和翻译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做了必要的技术性说明。

四、本档案文献集有两组编号，一是冠於档案名前的顺序编号，以标明各文件之间的时间关系；一是文件右上角的编号（sd），是按照原始档案复印件收集的时间前後排列的，与文件内容无关。

文件的标题为笔者所加，有些档案原件未标明时间或作者，只能根据其内容或字迹做出判断。

有少数文件原作者在起草时加有注释或说明，在文献集中，依原文的表示方式，以随文方括号加以标示或在注释中标明。

五、关於档案出处和馆藏号，凡能够查找到的，均以原文附在文件最後；有些文件的档案出处和馆藏号在收集文件时便缺失，限於条件，目前尚无法一一标出。

为便於研究者核对原文，笔者已将所有这些档案的俄文原件复制，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五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北）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有意者可按照档案编号（sd）进行核查。

六、关於地名的翻译。

朝鲜的地名翻译最令人头痛，原因是50年代的许多地名，是按日文发音而以朝文表现的，现在又要从俄文翻译成中文，实在不易。

加上许多地名现已改变，而当时又没有规范俄文拼写标准等原因，尽管笔者曾找来俄文、日文、韩文、英文和中文五种朝鲜半岛的地图，进行核对，并曾多次向韩国学者请教，仍无法解决全部问题。

因此，有些实在无法确定的地名，只得采取音译的办法，并在译文後附上俄文原文。

七、关於人名的翻译。

其中比较麻烦的也是朝鲜人名，主要问题是档案作者书写的朝鲜人名，都是根据发音自行拼写的，结果同一个人名在俄文中往往有几个不同的拼法。

此外，许多外国人名的中文表达，大陆与台湾差异很大。

为解决这个问题，在附录中编排了〈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对照表上标明人名的俄文原文、中文译名，以及英文或罗马化拼写译名（凡无俄文者，为编者所写前言、代序中出现的人名），以姓氏之中文笔画与罗马化分别排序。

书中所有外国人名首次出现时，原则上均加入罗马化姓名，如有遗漏，请参照对照表。

八、因参加翻译和编辑的均为中国大陆的学者或工作人员，故名词和用语均采用的是大陆通行的用法，与台湾略有不同，如韩战称朝鲜战争，南韩称南朝鲜等。

为顾及台湾以外的华语使用者，经与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商议，除一些最常用的地名和人名改为台湾译法（如将「福摩萨」改为「福尔摩沙」，将「斯大林」改为「史达林」等），其余均保留原译文的用语。

此外，藉本书出版之际，笔者必须向那些曾经热心帮助寻找或慷慨提供俄国档案文献的国外同行表示感谢，他们是：原俄国驻华使馆首席参赞冈察洛夫（cepгenГohчapoв）、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索科洛夫（Аhдpenkoлoв）、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专案前後两任主持人沃尔夫（davidwolfe）和奥斯特曼（christianosterann）、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所长河载平、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现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王晓东、美籍华人学者、佛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陈兼（chenjian）等。

此外，韩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金东吉先生帮助笔者对文件中朝鲜人名的中译名和英译名一一进行了校改，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本书得以及早问世，还要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诸位同仁谢国兴、魏秀梅、余敏玲、张淑雅、张珍琳、张秋雯、汪正晟、江玮平、林志菁等。

在笔者离开台湾以後，如果没有他们在後期编辑和出版工作中付出的努力，这部近90万字的著作能在短短几个月内付梓，是不可想像的。

最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献集刊出的全部档案文件由沈志华收集、整理、注释，参加翻译的有刘仲亨、徐晓村、王英杰、孙熙、周绍珩、锺舞春、王谊民、章若男、王会朋、刘志青、李木兰、陈云卿、吴安迪、戴怀亮、彭兴中、唐松波、耿保珍、方琼等人，参加校对和编辑的有沈志华、王启星、方琼，最後由沈志华统一定稿。

所以，本书当中的一切舛误和疏漏，均由笔者负责。

编者与出版者的共同愿望是，希望这部以专集形式出版的关於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有助於推进华语世界对於朝鲜战争、现代国际关系史和亚洲冷战历史的研究。

沈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