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都在政治的&ldo;局&rdo;中，并且被政治改变着。

丁玲一生痛苦与荣耀都拜政治所赐，后人看丁玲也常困于政治迷雾而看不清，所以有一本众人评说丁玲的集子，叫做&ldo;左右说丁玲&rdo;，明显的政治视角。

萧军因&ldo;反苏&rdo;，不待全国解放已经被批判，成为社会闲人，直到&ldo;四人帮&rdo;粉碎后四次文代会，他自称是&ldo;出土文物&rdo;，被政治尘埋可谓久矣。

而王实味早被政治&ldo;删除&rdo;了。

死前，王实味被批准接受来延安的记者团采访，他的回答当然是顾全大局的。

三

周扬作为文艺理论家，在上海&ldo;左联&rdo;时期提出&ldo;国防文学&rdo;，却引起与鲁迅等人关于&ldo;两个口号&rdo;的论争。

即便是为抗日而搞统一战线，鲁迅也无法忘却那些屠杀青年、禁书删书的敌手，更不认同无原则的&ldo;团结&rdo;。

周扬出师不利。

到延安后，他追随毛主席，不断调试文艺与政治之关系，特别是在《讲话》之后，他积极担当《讲话》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逐渐地成为延安文艺界的理论权威。

翻译过半本《安娜&iddot;卡列尼娜》的周扬自有他的文艺情怀，一度延安舞台上&ldo;大、洋、古&rdo;的风尚，与他领导下的鲁艺&ldo;关门提高&rdo;的正规化、专门化教学，都违背大众化宗旨。

好在他赶快公开检讨，跟上了党的步调。

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关于政策与艺术》，在这些文章中，周扬自觉地积极地促进文艺与政治结合，他&ldo;深深地感觉，不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群众的世纪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使之服从这个斗争的需要，是不可能有艺术与政治之真正的结合的。

&rdo;他盛赞赵树理的小说，认为这是&ldo;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rdo;。

可以说，从这时开始，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周扬考虑的更多是让文艺更加政治化，而他个人的身份也更加政治化了。

当时，《讲话》传到国统区，比周扬资历更老的文艺理论家胡风、冯雪峰，还习惯于平起平坐地与政治家探讨问题。

《讲话》提倡为工农兵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胡风却还延续着五四启蒙精神，认为工农兵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解放，但他们的身上随时随地潜伏着、扩展着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也是事实。

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胡风、舒芜却正在呼唤发扬&ldo;主观战斗精神，反对教条主义。

在延安来的大员何其芳、刘白羽、林默涵组织的《讲话》宣讲会上，胡风固执己见，自然就被看作是对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抗拒。

冯雪峰的异见与胡风相通的一点，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强调文艺自身规律，不能以政治取代文艺，同时也指出&ldo;人民&rdo;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有求解放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识束缚的一面;此外，他对大众化形式作深入探讨，强调大众化不单是一味地民族化，他试图将世界文艺中适用的东西吸纳进来。

毕竟是五四精神之光沐浴过的，冯雪峰视野显然更为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