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ldo;写什么&rdo;和&ldo;怎么写&rdo;之外，还有一个&ldo;谁来写&rdo;的问题。

&ldo;小资产阶级&rdo;的胡风，尽管前置一个&ldo;革命的&rdo;定语，似乎也不配歌颂英雄，不配唱颂歌。

这仿佛是贡献于神案的贡果，遭到了嫌厌。

诗人卞之琳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

这位写诗好似将优雅的谜题隐藏在精致的七巧板上又闲闲地打乱了的诗人，被人指责的最大&ldo;缺点&rdo;是晦涩难懂。

他的《天安门四重奏》，发表于1951年出版的《新观察》第二卷第一期，当时就受到批评。

《文艺报》刊登读者来信，都是这样的题目：《不要把诗变成难懂的谜语》，《我们首先要求看得懂》。

文章说，作者过多地在形式上追求，将一些字句轻易省略、倒置，创造了一些不明不白的意象，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诗的主题是歌颂天安门歌颂新中国，但是整个诗篇所给予读者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以及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

写过&ldo;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rdo;以及&ldo;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rdo;的卞之琳，在这新时代里遇到新问题，他在一篇检讨中说：&ldo;我当初以为《新观察》的读众大多数也就是旧《观察》的读众，只是刊物从本质上变了，读众也从本质上改造了。

我以为这些知识分子对这种写法大致还看得惯，那么只要诗中的思想性还够，多多少少会起一点好作用。

现在我知道我的估计错了。

《新观察》的读众面扩大了，我应该‐‐而没有‐‐扩大我对读众负责的精神。

这是第一点。

其次，我以为一般读众，在刊物上碰到不大懂的作品，还会放过不看的。

我的估计又错了。

现在读众拿到一本刊物，就要篇篇认真地读起来，读得彻底，什么疑难也不肯放过的，我应该‐‐而没有‐‐加深我对读众负责的精神。

总之，我了解世界是变了，可是还没有明确的，具体的体会到变的深度，深到什么样子。

这主要是因为我这些年在教书与研究以外，太缺少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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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有点懵瞪，咋回事?原来也这么写，也有人看不懂，也没咋样，现在读者咋都这么认真呢?看不懂，就要求作者改变?但有一点他懂了：世界变了。

新世界需要一种确定的、明朗的美学范式，哪里要&ldo;四重奏&rdo;?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服务政治的文艺‐‐这是《讲话》后已然明确的方向，一切诗人，不论你的来路，终究要走到这条大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