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等到进一步理解了伊拉克人的意图、计划和行动后，才能做出一些深入的评价。

例如，看起来美国施展的诡计已实现了战略上的出其不意，特别在第4步兵师尚未部署，伊拉克北部没有任何部队的情况下发动攻击。

但是，萨达姆没能更快地从巴格达北部向南部重新部署部队，可能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他的执拗与自负。

看起来，萨达姆没有能布置巴格达防御更可能是他缺乏领导能力的结果，害怕承认在美军攻击的重压下，未来的防御有可能失败，或者伊拉克指挥控制可能会崩溃，而不仅仅是没有预料到美国攻击的时间安排。

另一个主要的不确定是心理战的效果。

按照美国的预期来衡量，这一战役还不是完全的胜利：没有大部队投降。

说服伊拉克部队不要使用化学武器的努力成功了，这只是因为战役期间，他们从没有配发化学武器以投入实战。

在战役之前和战役进行过程中，如此多的伊拉克领导和军队灰心丧气，逃离他们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这至少可以归结为对自己的军队和指挥官缺乏信心，还源于对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实力的恐惧。

但是，电子邮件、电话和语音邮件、传单和拜访也已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至少调整了伊拉克人对随后会发生什么的精神状态，促成了一些部队的解体。

衡量心理战的成本是一个难题，就此而言，对某些伊拉克通讯的破坏似乎被耽搁了。

但这是一个恰当的权衡。

至于更大规模的新闻战，与对计划和部队效率的辩护之辞相比，军事行动更有发言权。

当然，美国舆论的支持是坚定的。

但是，在中东地区，我们迫切需要赢得感情和理解，新闻战不但未能消除反美情绪，并且实际上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

此外，尽管发现了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ldo;万人坑&rdo;，而且，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的组建略微抵消了美国侵略和占领的印象，但是，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没有找到任何化学或生物武器威胁的证据，这削弱了美国赢得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的希望。

尽管军事行动的决定性阶段已经胜利了，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由于指挥官可调动的部队被大打折扣，军事计划承受了不必要的风险。

虽然事实上，部队数量足以打败伊拉克军队，但是，军事行动的总体观念是效果，而不是效率。

军事行动的实施不同于商业活动，后者利用可预计的必需品和经营环境，使投入成本最小化。

而战斗，特别是地面战是最无法预测的人类活动之一。

由于风险往往来自于不可能的或无法预知的因素，它在本质上是危险的。

因此，军事经验通常要求，在任何行动开始之前，需要使可预知的风险最小化。

额外的部队是可以动用的，他们甚至已经接受了调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