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由于要在巴黎集中精力从事其政治和王朝的设计，便把大军团的指挥权交给正在慕尼黑的贝尔蒂埃代管。

不过，他却要贝尔蒂埃完全明白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临时代理人而已。

2月14日，贝尔蒂埃接到了拿破仑下的一道十分唐突的指示：

严格信守我下达给你的指示，并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

所有人员都要随时待命，严守岗位，只有我知道该如何行动。

奥斯特里茨大捷之后，这位皇帝更是深信自己一贯正确了。

1806年的整个夏季，拿破仑所采取的军事预防措施和他按战时编制维持大军团的做法都只是为了防止奥地利东山再起并对维也纳朝庭起威慑作用。

当时，他还正在与洛德代尔勋爵和亚尔默思勋爵率领的英国代表团讨论和平条款，所以无论如何他无意桃起普鲁士人的敌意。

7月间，缪拉亲王毫无策略头脑地把韦尔顿的普鲁士驻军赶出了他新近获得的大公国。

8月2日，拿破仑写信严历地斥责了他的妹夫：

你所作的用武力把普鲁士人从他们现在所占领的地方赶走的决定真是愚不可及。

你这样做就侮辱了普鲁士，并且完全违背了我的意图。

我目前与该国的关系尚可，而且正打算停止与英国人谈判以便为普鲁士保住汉诺威。

我不想用这类愚蠢的行为得罪她，我要和她保持良好的关系。

你的任务是应尽量和普鲁士人亲善。

当天，他指示塔列朗与普鲁士政府接触以平息这一事件。

但是，在与伦敦的辉格党政府谈判时，拿破仑又空前狡诈地提出将汉诺威归还给英国，尽管在此以前，他已将该地割让给了普鲁士。

这种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做法在7月底传到普鲁士政府的耳朵里，于是双方就势在必战了。

奇怪的是，拿破仑似乎并不知道他的扩张政策在普鲁士已日益引起敌意。

这种敌意的产生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普鲁士军官团浸透了腓特烈大帝的军事传统，一贯好战；其二是自从以维也纳为基础的旧日耳曼帝国瓦解之后，突然高涨的爱国热情开始在柏林产生聚合作用。

普鲁士军队一向以自己在七年战争中曾战胜过奥军和法军而自豪，对于法国革命军队所发展的那套灵活机动的战术，他们一无所知。

普鲁士军官死守腓特烈教条，拘泥于刻板的队形，缓慢的调动和有秩序的排枪射击，因为，半世纪前这种战法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他们对法军那宽松的散兵线和比较松弛的射击纪律极为蔑视。

普军各战斗部队的机动性还受其补给系统和辎重纵队的拖累，没有这套保障，他们就寸步难行。

在柏林，反法情绪日益高涨，以致到了弗里德里希&iddot;威廉三世在8月9日被迫宣布总动员的程度，不过，他并未立即集结部队。

8月25日，他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军团，分别由不伦瑞克公爵和霍恩洛厄亲王指挥，另有一个独立军由吕歇尔将军指挥，总司令由七十一岁的不伦瑞克公爵[注：1735-1806，普鲁士元帅，七年战争中战功卓著]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