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独辟蹊径之处还在于：不仅着重搜集战犯的罪证，而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纳粹战犯特别是其中男女青年在狂热中堕落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对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做了比较客观、全面的论证，意在昭示世界进步势力防患于未然，积极、主动地打击新纳粹，铲除各种极端势力得以产生和崛起的社会土壤，使其难以坐大到危害国际和平与稳定。

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圭世界的历史看，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繁荣，人民生活要和平、安定、小康，没有公理正义价值标准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观念是不行的。

&ldo;人间自有正气在&rdo;也好，上帝说：&ldo;伸冤在我，我必报应&rdo;也好，总之历史的主体都是自觉的有正义感的人民。

二次大战中犹太人被法西斯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几十年念念不忘，促使世界各国坚持不懈揭露纳粹暴行，缉查凶犯，直到近年一部电影&ldo;辛德勒的名单&rdo;引得全世界人民啼嘘不已。

犹太人的经济、文化事业难道耽误了飞速发展，在国际民族之林中的地位难道因此孤立下降？德国总理在纳粹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直至今年多次对纳粹受害者予以赔偿，德国的经济难道就没有繁荣发展，德国的国际地位因此难道降低而不是提高了？

而中国老百姓在8年乃至14年的抗日战争中被杀被害的数目比犹太人少吗？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得到了多少补偿？全世界对中国人民的受害又了解到多大程度呢？日本一些政要动辄翻案，口出狂言，军国主义分子招摇过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靖国神社简直成了国家圣殿。

这与德国人的态度相去何远！

其逍遥法外，升官发财的比例不知比德国同道要多多少倍了。

我们中华民族难道不应该在揭露战犯罪行，为于百万战争中受害被杀的冤魂及幸存者多伸张一些正义？这样做对发扬民族的正气与凝聚力，维持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和平友好，及全世界的和平正义不是会有更大贡献吗？

此书得以问世，实在要感谢中国海关出版社独具慧眼及辛劳的编辑工作，使冯先生40年的夙愿得偿，不胜欣慰！

相信广大读者朋友定能开卷有益，掩卷深思。

若能带动学术界、出版界乃至社会多一些优良学风与正气，则更感幸甚！

2002年元月28日

跋

受四中老同学郭方先生的影响和指点，我从初二就是一名二战吏的业余爱好者。

写一部有关纳粹战犯来龙去脉的系统专著，是我在40年前上初中时就存在的朦胧愿望。

经历了8年插队和1年多铁路勘探队的艰难生活后，1978年春，我考入北京经济学院学习世经专业。

以前的愿望得以梅开二度，而且愈益深化、系统，形成了初步的构架。

据我所知国内尚不存在这样一部专著，写书的动机是要填补学术界的空白。

然而，大学4年的紧张学习与随后国家机关的奔波忙碌，使我迟迟无法动笔，只是推出不知几易其稿的写作提纲。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促使我把愿望一步步落到实处‐‐这便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拒不认罪，极力否定其对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各国人民极其残暴的侵略和统治。

从参拜靖国神社，到篡改历史教科书，又到公然否认慰安妇的存在，挖空心思地否定南京大屠杀和细菌战。

更有甚者，其顽固不化者还收买、利用国内个别见利忘义者，千方百计地传播、兜售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阴魂劣迹。

这与其30年代入侵中国的行径遥相呼应，足见其狼子野心！

作为一个与冯锦华先生同血脉的中国人，我除了义愤填膺外，渴望以笔作枪，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本书通过指名道姓、有凭有据揭露纳粹战犯，戳穿其&ldo;万事全怪希特勒，本人只是执行者&rdo;的保护伞，增强对日本漏网战犯的震慑力。

通过揭示大部分纳粹战犯尽管机关算尽地对抗追捕和审判，终究难逃正义法网的历史规律，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悍然玩火，欺世害民的罪恶行径；通过展示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正视战争责任，深入反省的力度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诚恳的认罪与赔偿行动，为日本政界的某些政客提供借鉴，促其认罪。

一种历史责任感，促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中见缝插针，投入具体写作。

1987年春，我的孩子年满半岁，我稍稍可以松一口气时，便义无反顾地置身北京图书馆，一坐就是8、9个小时。

我走遍北京和出差经过的大大小小新旧、外文书店，大海捞针般地寻觅有关资料，哪怕收获只有只言片语。

即使出访苏联、匈牙利、比利时期间，我也省吃俭用，买回20多本国内未见的资料书。

至于在国外定居、工作或出国的同学、同事。

朋友、亲戚，我也不论生熟，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的帮助，从国外带回或寄回一些刊登第一手材料的书报。

然而，隔行如隔山，我虽然学过世界经济，研究欧洲经济、政治问题多年，但与二战史的研究相距较远，写这本书难免走弯路，出反复，事倍功半，但我抱定的宗旨是既上荆途。

c不悔，踏遍青山鹊声闻。

经过近14年的笔耕，今蒙中国海关出版社第一图书编辑室高烽主任的全力支持，本书方得以问世。

四中老同学郭方先生‐‐现为我国世界史尤其是中世纪史研究的专家，正是由于他不吝赐教，使我多次走出研究的误区，效率大增；正是由于他在百忙之中多次为我寻觅外文第一手资料，使本书框架不断趋于完善，内容愈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