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杀害残疾儿童，纳粹当局竞建立了22家儿童&ldo;安乐死&rdo;诊所：柏林市立医院、柏林温兹勒医生诊所、巴伐利亚的安斯巴赫医院和考夫布伦医院、勃兰登堡一戈登医院、慕尼黑郊区的埃格尔芬一哈尔医院、艾尔特维尔附近的艾希贝格医院、汉堡的朗根霍恩医院、汉堡的罗森伯格索尔特医院、伊德斯膝附近的卡尔门霍夫医院、莱比锡大学儿童医院、莱比锡的多森医院、卢勒堡医院、梅舍里茨一奥布拉沃尔医院、卡塞尔附近的涅德玛尔斯堡医院、施维林附近的萨斯森堡医院、施塔德特罗达医院、斯图加特市立儿童医院、乌施茨普林格医院、海德堡附近的维斯罗希医院、沃尔德尼尔医院、维也纳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

在杀人的手段方面，儿童处决中心同成人处决中心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纳粹医生和护士在杀害儿童时，从未使用过毒气，而只使用注射毒剂、毒剂灌肠、过量抽取脊髓、喂给过量麻醉剂和含有毒素的食物等医疗、护理手段；而杀害成人时则两者并用，且使用毒气的概率更高。

大约有五六十名纳粹医生（其中至少有4名女医生）参与了组织杀害儿童的罪恶行动计划甚至直接下手杀害残疾j［童，从而堕落为可耻的纳粹战犯。

起初，必须接受&ldo;治疗&rdo;的还只是德国居民；后来，随着纳粹占领区的不断扩大，被占领国的重残病人也必须接受&ldo;治疗&rdo;。

再往后，就是那些被赶到德国作苦工的外国人，只要身患上述疾病，也必须到指定医院接受&ldo;治疗&rdo;。

1939‐1941年不到2年时间内，至少有十万名重残病人，包括近万名儿童在处决中心内惨遭杀害。

加上波兰、苏联、捷克等国的受害者，死亡人数至少在50万以上。

这些惨无人道的医生护士，当然都是够格的战犯。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境外，都受到过严正审判和应有的惩罚。

在德国的哈达玛尔和勃兰登堡两个处决中心审判案中，有数十名纳粹医生和t‐4护士被判处死刑或徒刑。

哈达马尔有4名罪恶累累的纳粹医生，每个人都曾通过注射毒药杀害过1000多名病人；罪行最为严重的女性是哈达玛尔中心的护士长伊姆嘉尔德&iddot;胡珀，经她布置杀害或她亲手杀害的病人估计为500人左右，她被判处25年的重刑；另一个t‐4护士保琳&iddot;克奈丝勒被判刑15年，她亲手杀害的德国、波兰、俄罗斯病人高达150余人。

创直接杀人记录的女杀手大概是勃兰登堡中心的t‐4护士玛格蕾特&iddot;敦科弗斯基，她用饭食中掺人毒药、注射毒液和灌肠液中掺人毒剂的手法，足足杀死了220多个病人。

然而，她直到1964年才被揭露出来，那时德国早已废除了死刑。

另外一名长期逍遥法外的t一4护士是玛丽娅&iddot;阿平捷。

她可以算是t‐4护士的元老。

由于六大处决中心的犯罪事实，只有哈达马尔一家在战争结束不久即为盟军获悉，其工作人员遭到审判。

而其他5个处决中心的罪恶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盟国执法人员抓住足够的证据，不曾在哈达马尔供职的阿萍捷等人，也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在t‐4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各式各样的纳粹医生。

从事这一勾当的数百名医生中，既有老资格的专家教授，也有刚刚走出医科大学校门的年轻医生。

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纳粹种族主义的忠实信徒，或者是纳粹党员，或者是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团员，或者是德国医师联盟，或者是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

战后曾被盟军审判的纳粹医生威廉&iddot;古斯塔夫&iddot;舒埃普博士，就是亲身参与了这种披着医学外衣的屠杀的一个范例。

1941年9月基辅陷落，到1942年3月，舒埃普受纳粹德国医学领袖内奥那多惊蒂派遣，到基辅病理学研究所任职。

实际上，他担任一支由20多个医生和身着医生制服的保安警察组成的特别突击队的领导，其任务就是&ldo;毁灭无生存价值的生命&rdo;。

具体地讲，是把被运到该研究所内的残疾人和属于劣等种族的犹太人、吉普塞人和土库曼人通过注射毒剂和其他医疗手段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