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纳粹医生准许人营充当奴隶者，过的完全是一种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

无怪乎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军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后晋升为主营副司令官）在向新进入劳动营的囚犯们致&ldo;欢迎辞&rdo;时，毫不掩饰地对他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ldo;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

&rdo;由于女囚的生活、劳动条件往往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

1943年1月27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iddot;瓦扬一古久里，两年半以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做的证词，足以勾勒出女因在该营中的悲惨遭遇：&ldo;我是与230名法国妇女同车被押往该地的……，230个人当中，只有49人在战后重返法国。

一位67岁的老太太，人营4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

一位女歌唱家，因为安装了一条假腿，在进行挑选时，立刻被纳粹医生驱赶进毒气室。

还有一名年仅16岁的女学生，也很快被摧残死了……到了比克瑙分营，我们被带去进行消毒。

我们都被剃光头发，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编号；随后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再洗冷水澡。

当着男女党卫军的面，我们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给我们分发了肮脏的破旧衣服，一条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

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rdo;&ldo;后来我们被带进居住的囚舍。

屋里没有床，地上只有一块两米见方的铺板，没有草垫，更没有被褥。

我们在这样的囚室里熬了好几个月，整夜都难以人睡，9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动弹一下就会打扰别人。

凌晨3点半，女看守的嚎叫声就把我们吵醒了。

我们在棍棒的殴打下从铺板上爬起来，被驱赶着去参加集合与点名，连濒临死亡的人都要被拖出去。

我们被分成五人一行站队，一直站到东方破晓，在严寒的冬夜中要站到七八点钟。

如果碰上雾天，有时要站到正午，等待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女看守来点名。

她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人手持棍棒，随意打人凌辱人。

一个名叫热尔梅娜&iddot;勒诺的法国女教师，在集合时，竟被女看守打得头破血流。

点名之后，才编成大队去上工。

我们在比克瑙的劳动主要是清理被拆毁的房舍、筑路，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活儿是排干沼泽。

这项工作也最具危险性，整天要赤脚站在水里，随时都有陷下去的危险。

政治部的盖世太保和男女看守时时刻刻都在监督着我们，随便用棍棒打人，指使狗咬人，很多女囚犯活活被咬死。

而那个纵狗咬人的女看守陶贝尔却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狞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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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妇女落到比克瑙这种地方，致死的原因实在太多了，但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最起码的卫生条件。

我们12000名女囚仅有一个供水龙头，水还不能饮用，而且时有时无。

这个水龙头偏偏又安装在德国女国的盥洗室里，要通过一道岗哨才能达到。

站岗的都是些罪犯出身的德国女卡波（即囚犯工头），她们寻找一切借口拼命毒打我们。

因此，对女人来说不可缺少的洗澡和洗衣，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

3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未能穿上一件于净衣服。

碰上有积雪，我们就化雪水洗涤；春天来了，我们就在上工路上找个水坑，连洗带喝，洗衬衫又洗裤子，最后还要洗手洗脸。

我们渴得要命，由于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次1／8升的草汤水喝，有的难友活活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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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进毒气室只是犹太妇女的专利。

1943年以来，集中营当局出台了新政策，所有国家的女囚，包括德国女四中的政治犯，一旦染上重病，同样要被选送到毒气室处死。

古久里女士叙述到：&ldo;1943年2月5日清晨3点半，整个集中营的人都被叫醒，集中在营区外的一块开阔地上，而平时的集合地点是在营区内c天上下着雪，我们一直等到5点钟，都饿着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