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部分，在奥营撤退时遭到枪杀。

1月下旬的头几天内，在借调来的党卫军工兵部队参与下，比克瑙焚尸场的4座焚尸炉相继被炸毁。

此后，集中营的大小官员和男女看守才撤离集中营。

几天以后，党卫军的一个小分队，再次返回集中营，又杀害了一大批知情较多的男女囚犯。

1月27日，当苏军冲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及比克瑙、布纳两个分营时，他们得到的罪证只剩下仓库中的部分掠夺自囚犯的一批衣物，焚尸坑中的人油以及7600名奄奄一息的重病囚犯。

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档案材料荡然无存，就连在该营遇害的囚犯人数，盟国调查人员都难以确定。

但仅仅根据纳粹分子撤退时未及销毁的长发，专家们断定这些头发至少取自14万名受害妇女。

纽伦堡审判时，法庭使用了苏联方面提供的数字‐‐400万；50年代初期，以司法界权威达维多夫斯基教授为首的波兰国家调查纳粹罪行委员会确认的数字则为550万。

直到60年代，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变化中，波兰政府最终确认为150万以上。

这样一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各个纳粹战犯的身份确认，主要依靠集中营内幸存囚犯提供的数字及犯罪事实。

至于德国（包括奥地利）境内的各个集中营，如达豪、贝尔森、拉芬斯布吕克、弗洛森堡、毛特豪森、布亨瓦尔特等，由于它们大部分是由美、英盟军解放或是通过囚犯暴动自行解放的，纳粹战犯几乎悉数就擒，档案文件也大部被缴获。

解放集中营时最为顺利的当属贝尔森集中营，司令官克拉迈和他的情妇、副长官伊尔玛&iddot;格蕾泽当时正在饮酒作乐，不意美军部队好似自天而降，尚未反应过来，已被带上手铐。

其他要员，如副长官赫斯勒、女营看守长伊丽莎白&iddot;福肯哈特、党卫军医生克来因以及50多名党卫军女看守、200多名男看守，几乎无一漏网。

营中的档案文献，也尚未进行多少破坏。

因此，对这些集中营的纳粹战犯，比较容易定罪。

另一方面，盟国的军事情报机关、被占领各国的抵抗运动组织，甚至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灭绝营中的许多囚犯，也为调查战犯罪行、确认战犯身份作出了重大贡献。

值得提出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囚犯们建立的的国际抵抗组织。

其成员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编制了该营罪恶活动大事记，给每一个主要的党卫军军官建立了罪行档案；甚至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抵抗运动组织成员大卫&iddot;斯莫列维基，在刽子手莫尔的眼皮底下，将微型照相机夹藏在表层正燃烧的沥青堆底部带人焚尸区，巧妙地拍摄了纳粹看守驱赶大批被迫脱光衣服的匈牙利犹太妇女进毒气室和在林间空地上焚烧上千具被害者尸体的场面，从而为审判霍斯、莫尔等战犯提供了确凿的罪证。

就连被集中营当局视为核心机密的绝育试验场所‐‐10号楼内，也有饱受摧残但经历九死一生而幸免于难的少数女囚登上了纽伦堡法庭的控诉席，以亲身经历揭露了克劳贝格、舒曼、维尔茨等恶魔医生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居住在巴黎的犹太妇女豪泽尔即是其中之一，她下腹部不止一条的深重手术疤痕，使得再能言善辩的纳粹战犯，也只得俯首认罪。

至迟从1942年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们就建立起以波兰政治犯约瑟夫&iddot;西伦凯维奇等人为首的秘密抵抗组织，人员遍及奥斯维辛主营、比克瑙第二分部、莫诺维茨第三分部的各个角落，从工厂、工地到农场，从毒气室、焚尸场到医院，从秘书处到司令长官的家中，甚至在被纳粹分子视为核心机密的活人试验室‐‐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内，都分布着抵抗运动的秘密成员。

抵抗组织的领导集团（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苏军战俘）暗中教育男女囚犯，不要只看到焚尸炉每天都在吞噬几千人的生命，也应看到纳粹分子伤天害理、灭绝人性，他们必然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惩罚。

我们就是牺牲了，也要千方百计搜集他们的罪证，为以后把他们送上断头台作好准备，决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当着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遭到惨败的消息悄然传人集中营以后，广大囚犯更觉得有了盼头，同敌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倍增。

他们每人每天秘密记录下敌人的一举一动，每一件罪行；给每一个党卫军官兵、医生护士甚至为虎作怅的&ldo;卡波&rdo;建立了罪行档案。

正是靠着许许多多无名英雄的奋斗和机智，集中营内纳粹分子中谁的罪恶已达到战犯标准，谁已接近战犯的边缘，盟国审判人员基本上心中有数。

主要凭借抵抗运动成员们一点一滴搜集的材料，二战后波兰调查纳粹德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竟出版了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澳斯维辛集中营大事记》。

所以，1947年波兰政府组织的华沙和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进行得相当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