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试验都是根据党卫军最高当局同德国主要化工企业达成的协议进行的。

早在1941年布纳分营初建时，希姆莱就曾给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霍斯下达命令，要求他务必保证向法本公司提供所需数量的健康男女囚犯。

纳粹医生克劳贝格、舒曼、门格尔、维尔茨等对女囚进行的各类绝育试验，往往是服务于法本、拜尔等大型化学公司的科研目的。

整个布纳分营的建筑群呈椭圆型，营区中间有8条纵向和8条横向的道路，把分营分割成若干个营区。

铁路在纵向道路的中央通过，生产用的原材料和建筑材料由火车运进，产品则由火车运出。

整个分营由多层铁丝网、电网和配置有机枪的了望塔包围着。

分营内最大的营区是劳动营，内有54个棚房，一共可以容纳12000个囚犯。

棚房内的设施非常简陋，犯人们吃饭、休息和睡觉都只能挤在在三层的木板床上。

由囚犯营房到法本公司设在分营的工厂群有一条400米长的走廊，是囚犯们上下班的唯一通道，而走廊两侧有高压电网环绕。

至于奥斯维辛主营，因为盟国空军的侦察机已于1944年夏秋几次对其进行侦察拍照，基本掌握了它的主要情况，所以就无须营内抵抗战士再劳神费心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囚犯、维也纳一家医院的医生奥托&iddot;沃尔肯，也为审判战犯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证据。

他被送进奥营后，因为职业是医生，被分配到比克瑙集中营（奥斯维辛第二分营）医院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后，他发现了纳粹医生们的卑鄙骗局：他们伙同集中营当局用各种手法杀死了数以万计的囚犯，却煞有介事地开据出一张张死亡证明，厚颜无耻地写上某某囚犯因患何种病症死亡，住院多少天，医院采取了哪些救治手段。

沃尔肯医生的心都快气炸了，他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揭穿这一阴谋。

从此，他一面要承担纳粹医生们下达的繁重任务，一面个心翼翼地避开党卫军医务人员的监视，一面悄悄地用只有他自己才晓得其含义的符号在衣服上、纸片上、手帕上记下来。

即使在集中营撤退时的&ldo;死亡行军&rdo;中，随时可能被死神呼唤的危难时刻，沃尔肯也依然把这些悉心整理的小纸条随身带着，一点也不曾失落。

自感精明绝顶的纳粹医生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竟栽倒在这些小纸条面前。

在战后的一次集中营审判中，纳粹医生克来因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护：在比克瑙医院工作期间，他不仅没有作恶，而且加班加点抢救了70多个垂危病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

&ldo;请稍等一下，克来因先生&rdo;，法官打断了他的话。

&ldo;1943年5月18日，你的确诊治过4名波兰犹太妇女，她们是玛利亚、乌尔苏拉、米拉和利利亚。

作为行医多年的行家，你当然知道她们患上了慢性腹泻和营养不良。

可是，你却命令党卫军护士格特路德给她们每个人注射苯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