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要见报。

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被禁多年的张学铭平反，推动查清张学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湾的张学良。

总理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ldo;水到渠成&rdo;、&ldo;瓜熟蒂落&rdo;。

每当我想起总理在重病中写下的&ldo;托、托、托&rdo;，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

眼前总是浮现出总理关心台湾问题的那双明眸，好像总理在责备我没做好工作。

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心里总感到愧疚，对不起总理生前的最后嘱托。

总理生前没能看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他是死不瞑目啊！

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挂念着台湾问题。

他还嘱告叶剑英等人，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并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伤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来的逝世对罗青长来说是最难过，最痛苦的，至今回忆还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满怀深情地说：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

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

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庇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ldo;四人帮&rdo;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

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

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我从夜里7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

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ldo;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

&rdo;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

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