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曾表彰过明代文化的繁荣，那的确是不错的。

明代的戏曲、小说、书画、小品文、园林乃至服饰、美食、木器、陶瓷……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勃然兴发，臻乎精美。

但现在我又要指出，细心体察，当不难发现明代文化取得的成就，几乎都在生活化、日常化的层面上，换言之，都含有现世享乐主义的特征。

而特立独行、雄浑刚健、泼辣不羁的思想风度，却极孱弱，近于式微。

明代知识界思想的活跃程度以及知识分子对精神品格的追求，不要说无法跟两汉、魏晋、唐宋相比，甚至不如元朝‐‐‐只要把元明两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就很容易看出明代诸作雅则雅矣，思想和精神厚度却大逊于元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人笔底流淌的生命力，足以让除汤显祖之外所有明代剧作家含羞遮面。

所以，明代文化是一种两面性非常突出的文化：它既极其繁盛，又颇为空虚柔弱。

这不能不说与朱元璋在思想上对明代知识分子实施的&ldo;精神去势手术&rdo;，有极大关系。

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在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或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

你看他挥舞着&ldo;雌雄双剑&rdo;，一手&ldo;文字狱&rdo;，一手&ldo;八股取士&rdo;，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

尤其是&ldo;八股文&rdo;，扣住了读书人的命门。

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以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

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后者以&ldo;外夷&rdo;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宝照单全收，一手&ldo;文字狱&rdo;，一手&ldo;八股取士&rdo;，以致到所谓的&ldo;康乾盛世&rdo;时期，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之学中。

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

当时，龚自珍一边无奈于&ldo;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rdo;，一边痛切发出&ldo;万马齐喑&rdo;的哀叹，并写出《病梅馆记》一文，内云：&ldo;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

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rdo;堪称专制主义下对病态人文精神的绝妙写照，那所谓&ldo;文人画士孤癖之隐&rdo;，就是朱元璋一类极权君主的&ldo;孤癖之隐&rdo;，他们用这样的&ldo;孤癖之隐&rdo;斫修雕琢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生气、成为病梅，且以此为&ldo;美&rdo;。

草莽之雄朱元璋草莽之雄朱元璋（25）

机关算尽太聪明

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体制，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ldo;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rdo;，&ldo;日夜精思，立法垂后&rdo;，所创制度&ldo;永为不刊之典&rdo;，子孙要&ldo;世世守之&rdo;，&ldo;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rdo;。

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

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ldo;立法垂后&rdo;。

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功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了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ldo;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rdo;）。

果真如此吗？

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而至于虚妄的。

就在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极权体制的迷信之中，许多危机和矛盾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或矛盾直接来自他本人的两重性上。

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使用&ldo;独夫民贼&rdo;一词，这未必对。

有时候&ldo;独夫&rdo;不见得是&ldo;民贼&rdo;。

在朱元璋身上，我们就看到&ldo;独夫&rdo;和&ldo;民贼&rdo;的角色相分离的情形。

在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并暴虐残酷地打击、消灭任何他认定或想象中会威胁其权力者的方面，他是不折不扣的独夫，是比秦始皇更极端的大者；然而，跟很多者相比，他却没有太大的祸国殃民的表现‐‐‐虽然我们前面说过他对孟子&ldo;民贵君轻&rdo;的思想极度排斥，但终其在位三十一年的情形看，他在行动上还是努力恢复民生，让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让孤寡鳏老有所养，自诩并且也特别愿意别人把他评价为惜民爱民的仁君。

暴君和仁君，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维护其极权，这是他的大悲剧。

阅读有关他的史料，不论正史、野史，我们都感到自从当上皇帝之后，朱元璋的行止，包括心理，都一直处在鲜明的矛盾之中。

比如，他一面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血腥和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太子朱标、太孙朱允炆培养成过于仁柔的人。

对此，甚至朱元璋自己都有些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