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在朱瞻基心中必酝酿已久，以致刚刚上台，他就在与杨士奇、杨荣两位亲信大臣的密谈中，透露&ldo;三二年内，朕必行之&rdo;{155}。

然而，未待朱瞻基设计好体面收场的办法，宣德二年九月，驻安南的明军即遭受毁灭性打击，&ldo;官军大溃，聚被执……七万人皆没&rdo;{156}。

明军统帅成山侯王通被迫与安南军队签订退兵盟约，而安南方面则适当照顾明廷面子，上表以示恭顺。

消息传到北京，朱瞻基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

前明军统帅、英国公张辅以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竭力反对，主张增兵安南。

而两年前即知朱瞻基心事的二杨，不失时机地提出罢兵，说：&ldo;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兵，臣不忍闻……今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

&rdo;这实际上就是朱瞻基本人的观点，他立即表示：&ldo;卿二人言极是。

&rdo;{157}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安南战争，终于就此落幕。

虽然此事收场方式不够体面，但朱瞻基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还是做出了勇敢的选择，这比他的祖父强很多。

征安南这件事，跟朱棣办的其他事，还不太一样。

既有合乎情理的一面，又有蛮不讲理的另一面。

最初，出兵也算应安南合法君主之后的请求，尽宗主国的义务，在当时总的来说是正义的。

可是戡乱的责任尽到之后，朱棣却起了贪心，吞并其国，这完全是野心家本性的发作。

这一点，一比较就很清楚‐‐‐在他之前的朱元璋，和在他之后的朱瞻基，都不具备这性情，所采取的立场也都比他理性。

其次，对这件事哪怕我们宁愿从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不以为他不讲信义，反而称道他雄才大略、勇于拓疆‐‐‐即便如此，二十年里国内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和国家大量财力的抛掷，也是无法漠视的。

征安南之首役，中国一次即动用八十万大军，超过后来北征鞑靼的规模，庶几举国兴兵，耗费之巨可想而知。

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老百姓锅里、口里搜刮！

这且不说，然后在安南一拖二十年，明明深陷泥潭，却为了个人面子死不抽身，而让国家背此沉重负担。

永乐名臣解缙一度任交阯参议，比较了解安南的实际情况，他曾对朱棣&ldo;力言&rdo;，安南&ldo;得其地不足郡县&rdo;，只宜当做羁縻之国，与它建立&ldo;宾贡&rdo;的关系，但&ldo;文皇不悦&rdo;，听不进去。

但最后结果证明解缙是对的，谷应泰评论道：&ldo;至是【指中国撤兵】言始验。

&rdo;{158}朱瞻基做出撤出安南决定的理由是&ldo;息兵养民&rdo;，等于公开承认朱棣二十年的安南政策&ldo;兴兵害民&rdo;。

专制君主的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以民生凋敝为代价。

单单安南事件支出的军费已极庞大，再加上营建北京、造南京报恩寺及大琉璃宝塔‐‐‐耗资二百五十万两、投入十万夫役，历二十年才完工‐‐‐等巨型工程，以及郑和六下西洋这样的&ldo;壮举&rdo;，不可能不伴以横征暴敛。

朱棣在位时，没人敢说真话；他死后，宣宗朱瞻基下诏求言，这时才有人敢讲真话。

湖广左参政黄泽上了一道很长的折子，全面抨击永乐朝政，称&ldo;今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按：耕耘本男子之事，此语盖谓男子悉被抓丁充役，田间普遍要靠女人耕种】；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rdo;。

进而，就永乐之弊提出以下具体批评：

伪君子朱棣伪君子朱棣（43）

向也【一直以来，指永乐年以来】，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巨】万。

又江北困于营造【指北京工程】，江南疲于转输【大量物资要从南方输往北方，以供营造和战争之需】……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

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运输及战争对马匹需求太大，以致为官府养马者由于不能完成任务，只好卖掉孩子换回马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由于同样的原因，租种官田者不得不靠典妻来完税】。

{159}

显然，黄泽所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朱瞻基没有生气，而是&ldo;嘉纳之&rdo;，承认他言之有理。

就是在这情形下，朱棣居然双线作战，深陷安南泥潭的同时，又在北方连续发动五次对两大蒙古部落鞑靼和瓦剌的亲征。

五次北征分别是：永乐八年征鞑靼，永乐十二年征瓦剌，永乐二十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

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肯定地说，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ldo;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rdo;{160}的成果。

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证明了这件事的必要性。

然而&ldo;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rdo;，明显没有达到目的，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年就发生&ldo;土木之变&rdo;，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

五次北征，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ldo;五出漠北，三犁虏庭&rdo;，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的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

单看这些形容词，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其间，逐日记录经过，后成书《北征录》（亦称《北征前录》）、《北征后录》，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