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之后，中国大部分时间都维持着大一统格局，其基本缘由之一，在于汉代以来国家治理一直建立在&ldo;皇权＋文官&rdo;统治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反观中世纪至现代政体之前的欧洲，以教会、世俗君主和贵族武士的三足鼎立为基本权力结构，不能实行真正的中央集权，所以那里时常处于四分五裂之中。

中国的大一统，至关重要的是文官系统的环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士大夫阶层。

它的基本功能在于作为一个中介，承担君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通讯，范仲淹之名句&ldo;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rdo;，再好不过地演绎了这个阶层的特性。

但是，以往在粗疏和大而化之的阶级批判的误导下，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上的封建统治机器有许多概念化的错误认识，尤其不知道、不了解帝权与文官系统之间的真实关系，以为后者对于帝王一味效忠服从，沆瀣一气。

其实，严格地讲，文官系统或曰士大夫集团并非唯皇帝马首是瞻，它有自己的理念、准则和职业操守，那便是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里面的&ldo;道&rdo;是高于一切的，包括作为具体个人的君王。

创始人孔子已经注意区分&ldo;国家&rdo;与&ldo;君主&rdo;的概念，将国家置于君主之上，认为君主的正义性（合法性）来自于&ldo;国有道&rdo;，来自于国民的拥护，所以说：&ldo;国有道则民昌，此国家之所以大遂也。

&rdo;{49}&ldo;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rdo;{50}&ldo;政者，正也。

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

&rdo;{51}亚圣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毫不含糊地提出：&ldo;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rdo;{52}亦即，在百姓、国家、君主三大要素里，君主是最次要的。

不宁唯是，孟子还彻底认定一旦君权失道，其被推翻是合理合法的：&ldo;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rdo;{53}&ldo;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rdo;{54}在君主制时代，这样的思想不可谓不激进。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16）

不错，士大夫确有&ldo;忠君思想&rdo;，&ldo;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rdo;并非虚言。

但如把士大夫的&ldo;忠君&rdo;看做忠于皇帝本人，却完全没有搞对。

士大夫所忠之&ldo;君&rdo;，乃是合乎其理念之君，并非某位坐在龙床上睡眼惺忪、打着哈欠的人。

当一位人君是这副德性的时候，真正的士大夫是绝不服从的，相反，会拼着性命去纠正他。

只要君主的所作所为不合圣人之道，士大夫宁可不要脑袋也要尽其批评之责。

明代士风尤其如此，抗争极其惨烈，因为不屈而死于廷杖之下者绵绵不绝。

这就是所谓的&ldo;文死谏&rdo;。

但士大夫为谏而死的时候，与其说为昏君尽忠而死，不如说是为自己心目中有关君主的那种理想而死，这才死而无憾，死得心甘情愿。

士大夫里当然也有小人、懦夫直至巨奸大恶之徒，但若论士大夫的纯正之义，则他们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出现和存在的理由，便是充当维系国家与百姓之间关系的纽带。

对于老百姓，他们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者、行使人和君权的捍卫者；而对于君主，他们却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亦即儒家伦理所主张的体现出辩证关系的君、民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立场上，在效忠君主的同时，不弃批评、纠谬直至抗争之责。

简而言之，士大夫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只平衡器，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国能够基本保持大一统、超稳定的生态，这个人群的作用至关重要。

搞清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性质，方能对朱厚照同朝臣间冲突不断、愈演愈烈的现象看得比较透彻，进而弄懂他为什么明明知道太监、近幸之流像蛀虫一样几乎把国家整垮，却仍然那样倚信这一类人。

很简单：对朱厚照来说，士大夫是一股异己势力，是处处为难他、制约他，不让他随心所欲、快活度日的捣蛋分子。

而宦官亲随等辈，才是可任意驱策的地地道道的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