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木屐声带我回到儿时的汉口日租界。

1929年，控制武汉的桂系被中央瓦解。

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亡到汉口日租界。

父亲有时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回家了，好像捉迷藏，躲得不耐烦了，自己就钻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只见浑黄的小灯，黑洞洞的窗子。

我大叫姆妈。

她踮着脚跑进房来，一面摇手，指指屋顶，弯身在我耳边小声说：有人。

我点点头，没有作声，只知道那楼顶上的人不是好人。

母亲又低声说：我出去找你爹。

我又点点头，破天荒的乖巧，让母亲出去了。

我躺在床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想着屋顶上的人挂着刺刀，提着盒子炮，两眼四边扫射，眼光在黑暗中格外凶狠锐利。

爹回不来了，妈也回不来了。

原来那晚父亲躲在一个日本护士家阁楼里。

我初尝恐惧滋味。

但是，战乱流浪岁月已经过去了。

台风已经过去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我正在找工作养家，听说有个什么《自由中国》杂志要出版了，胡适是发行人。

我在中学、大学就喜欢写文章，在南京用笔名发表过几篇文章。

编辑李中直是南京时代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字的这点儿缘分，仿佛灵机一动，告诉我《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正在找个管文稿的人。

他带我去见雷震。

他在书房写稿。

我初出茅庐，怯生生走进他书房。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好吧，你明天来吧。

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开始的头两年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

进了大门，在玄关脱了鞋，右边一间小房，就是《自由中国》办公室。

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我们一共四个人，挤在一间六个榻榻米的小房间里。

雷先生在他书房工作，偶尔来我们办公室，魁梧的个头在那矮小的榻榻米房间里显得特别高大。

他很少和我说话。

我工作不久，李中直告诉我，雷先生要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对他说：那个女孩子还不错。

我大笑说：你告诉雷先生，那个女孩子马上要做妈妈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雷先生要为我介绍的男朋友是谁。

我参加《自由中国》不久，就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

一天，雷先生一进屋就说：我看到你文章了，你做我们文艺编辑吧。

又过了一阵子，他说：你写得不错，参加我们编辑委员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