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今日我们从长时期远距离的立场看来，这一段历史，也要赋予一种新的解释。

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ldo;虏&rdo;需要，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时期的早熟。

汉高祖刘邦还沛县时，作歌鸣志自称&ldo;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rdo;可见得他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把个人功业和国家安危看作一体。

创业既艰难，守成也不容易。

因此他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

从个人的立场，我们不能对他们同情。

其残酷少恩，至少和&ldo;闻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rdo;的宗旨相违。

可是从公众利益着想，我们却又感觉到因当日情况，他们只身负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棘手，诚有如1700年后西方的马基维利著《威权皇子》时所说，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恩怨不同。

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信处死时，&ldo;且喜且怜之&rdo;，班固亦称&ldo;且喜且哀之&rdo;。

这样的记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写汉高祖的情形一致，应当是基于事实。

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中国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统一，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

可是今后中国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

各地区间经济因素的成长，是这些地区特殊社会与特殊文化的张本，也就是地方分权的根据。

在此种因素及其广泛实施和有关习惯法制都没有发展之际，就先笼头套上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后地方分权，就无凭藉。

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又何遑论及民权？因此就只有皇权的膨胀与巩固。

文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则其施政不出于&ldo;开明专制&rdo;的典型。

我们也知道：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

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除了以&ldo;受天命&rdo;和&ldo;替百姓服务&rdo;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

其真伪不论，即算它做得最好，顶多亦不过&ldo;民享&rdo;，而不是&ldo;民治&rdo;，长期如此，其权力必凝固而为官僚政治。

在文景之治的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乃是公元前154年&ldo;七国之乱&rdo;，吴王刘鼻是汉高祖的侄子。

他的长子刘贤在文帝时侍从皇太子即是后来的景帝饮酒博弈，两人发生争执，刘贤被景帝打死，皇室将他的尸体送还吴国归葬，而吴王坚持送他回长安埋葬，有让文帝景帝受道德责谴的样子，并且兹后即称病不朝。

因此这纠葛及人命案可以视作以后吴楚叛变私下里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

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ldo;豪杰&rdo;。

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

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机要秘书长）晁错就说：&ldo;削之亦反，不削亦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