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经理的能力买马招兵，屯粮制械。

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给自足为原则。

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ldo;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rdo;，越能看透地方的详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

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

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

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

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节度使也是一个统辖数区）。

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

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

在这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

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

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才干，回头到长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

张守圭在幽州掩饰战败。

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饰，反叙战功。

即是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满足政治需要之故。

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

长安的政府也早洞悉这中间的蹊跷。

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ldo;遥领&rdo;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

只是这种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释内在的冲突。

至于&ldo;蕃将&rdo;，则不是问题的重心。

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织格不相入。

以外国人任高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

高仙芝为高丽人，李光弼为契丹人，哥舒翰为突厥人，并没有因此滋事。

至于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多，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容士兵掠夺，一经开始，也不可能由高级的意旨结束。

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纪述，我们也可以想像安庆绪著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之杀安庆绪，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仕杀史朝义不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军的组织中必包含着多少的矛盾。

这也和李唐皇朝内种种黑幕相似。

肃宗作太子时，就受玄宗猜忌。

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迎太上皇还都，但是后来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迁太上皇于西内。

《新唐书》的&ldo;宦者列传&rdo;即说&ldo;玄宗以迁崩&rdo;。

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几乎同时去世，相去只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