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

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

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

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

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

他的宗旨，以&ldo;尚书度支总统焉&rdo;一句话包罗殆尽。

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

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

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

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

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

九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

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

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规模的内犯。

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

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

东北角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

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ldo;北狄传&rdo;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

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

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上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

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

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

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