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ldo;沙文主义&rdo;。

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

英法的百年战争初起时，纯系一种朝代国家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十九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

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

《孟子》一书中提到舜是&ldo;东夷之人&rdo;，文王是&ldo;西夷之人&rdo;，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

传统的作史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ldo;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

&rdo;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合法。

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数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血缘上的独特性。

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最先拓殖之土著与意大利人、丹麦人、德国人、法国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

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

他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消。

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小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有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研究会）。

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来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的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其为汉人实系公元二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九世纪以前之唐。

其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

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

直到外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

我们写历史，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

可是他们战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

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

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种都市文化。

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ldo;汉化&rdo;。

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