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ldo;王安石变法&rdo;一章论及。

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

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

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

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简陋的刑法。

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

不仅宋朝如此，明朝16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ldo;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rdo;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

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

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

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环境作主：一有变态则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

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ldo;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rdo;的情形。

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

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眼。

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

工资既无法增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

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

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

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ldo;道学传&rdo;。

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似在南宋。

1183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ldo;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rdo;。

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ldo;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及谓己独能之。

&rdo;他们攻击得最严苟的对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继承北宋程颐之学。

&ldo;道学传&rdo;就说：&ldo;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

&rdo;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颐受学，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则间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称&ldo;华山道士&rdo;的陈抟。

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他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