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可怖罪行我当时就有所闻。

任何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都在说谎。

回首这段往事不会使我感到骄傲。

我甚至同德国领导人谈过我的看法。

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从未把共产党政权下的罪行和纳粹的罪行相提并论。

如果有什么原因使我坚信永远也不可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话，那就是纽伦堡审判中所揭露出来的纳粹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

1945年9月，电台派我去报道纽伦堡审判。

在此之前，我对纳粹德国情况的了解主要通过苏联的宣传机构。

苏联的报道侧重德国共产党人的遭遇。

通过从德国传来的有关我们亲属的消息，以及父亲在信中讲到的日后被称为大屠杀的种种先兆，我们对德国国内的情况也有所闻。

尽管如此，我们很晚才意识到，屠杀犹太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的核心。

纽伦堡审判仿佛一张手术台。

解剖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台子上一览无余。

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杀的全貌。

身为犹太人，跟纳粹时代的显赫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栗。

纽伦堡从前有&ldo;德国的首饰盒&rdo;之称。

如今却永远同种族主义的法律联结在一起。

几百万犹太人沦为这些法律的牺牲品。

徘徊在纽伦堡的废墟之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共产党人和其他反纳粹力量面对这场大屠杀表现得多么软弱无力！

我暗自发誓，决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在德国的土地上重演！

出于这一原因，战败后的德国人对苏联占领军抱有的敌对态度很令我气愤。

在给父母的信中，我不无幼稚地说：&ldo;人们总是牢骚不断，好像苏联红军帮他们是应该的。

他们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给德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也认识不到现在有一个新生的机会。

&rdo;

1948年，三个西方盟国在其占领区内进行了货币改革后将三个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国旋即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

为了与此对抗，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

人们纷纷举着火炬游行，到处是群众集会，高唱爱国歌曲。

在一些更为敏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颇有点像过去纳粹政权下的游行集会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

但我却把这看做是德俄关系史上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

此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召见了我，通知选派我从事加强这一纽带的工作。

我将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东德大使馆任参赞。

为了就任这一职务，我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又一次正式成为德国人。

1949年11月3日，我们一家抵达莫斯科。

从战后百孔千疮的柏林转到莫斯科大使馆从事舒适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为改观。

我们一家在莫斯科过得非常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