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许多年，他对我的这番描绘一再为各家报纸所引用，还附上一张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男人照片。

此公当然不是我。

到底是何许人，我始终不得而知。

由于西德人找不到我的照片，这些报纸只好随便找个人将就一下，演出一场移花接木的把戏。

今天，波斯特摄影连锁店的霓虹灯招牌在前东德的各大城市中心忽明忽暗，和前西德领土上的其他波斯特连锁店毫无二致。

我的这位朋友渴望市场经济有一天在东德领土上蓬勃发展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我俩一生的悲剧在于，实现这一愿望的代价竟是我俩不同程度上所信仰的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

关闭边界意味着，我们情报局的工作方式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很不幸，也更加昂贵。

同提供情报的人接头，间谍的往来旅费以及发展新耳目都需要外汇。

而外汇却越来越难搞到手。

向间谍提供技术帮助，购买侦听器材、高频无线电放大器、译码机和其他我们迅速落后于美国和西德的设备也离不开硬通货。

最佳的办法是买一台最新设备，然后仿造。

然而几乎所有这类设备都被列入美国人控制的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单子里。

我们必须想办法通过关系搞到这些设备，又丝毫不留痕迹。

此外，报销潜伏在西德的间谍的各项花费以及拉拢潜在的告密人也少不了外汇。

这方面我从来不吝啬。

西德人喜欢自己成为一国情报机构追逐争取的对象。

出手越大方，他们越有可能受宠若惊，答应我们的要求。

倘若我手下一位在西德的间谍设法结识了波恩某个政治家，外交官或商界人物并请他喝酒吃饭的话，他去的餐馆不见得很豪华或时髦，但肯定有档次，属于那种趣味高雅的有钱人去的地方。

餐馆里的葡萄酒也得是上乘的。

要让任何思忖是否向我们提供情报的身居要职的西德人感到，他是在与一个言而有信、财大气粗的机构打交道。

我决不会像一些苏联同事那么抠门儿。

他们对钱斤斤计较是出了名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

早期，我们为了应付以上各种需要四处搞外汇，并没有固定的来源。

随着情报局编制的扩大，工作面也越铺越大。

到了修柏林墙时，过去的筹款办法已不能满足我们的外汇需要。

正是出于搞到外汇的需要，我结识了东德的金融怪才沙尔克。

沙尔克身材魁梧，方下巴，宽胸脯，说起话来声如洪钟。

60年代中，我的副手弗鲁克将军介绍我认识了他。

弗鲁克任国家安全部庞大的东柏林司司长期间，曾与两位东德商人打过交道，一个叫戈登堡，另一个叫维施纽斯基。

西德人一般以为东德没有私人企业家。

其实并不然。

只不过东德的私人企业家在社会上居于不显要的地位，并且受到国家的密切监视。

到头来大多数商人都听命于国家安全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有限的出口赚取到的外汇始终远远不能满足它的外汇需要。

戈登堡和维施纽斯基提议，东德政府允许他们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