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无名战士。

我们的功勋无人知晓，

时刻与敌人周旋……

随后是雄壮的合唱，歌颂战斗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人。

看不见的战线一词源于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契卡。

我们从来不称自己是间谍，而是用侦察员这个路德时期的含有褒义的德语词形容自己。

&ldo;特务&rdo;一词只指敌人，从来不用于自己一方。

这些不过是语言心理学方面的起码常识，但它成功地渲染了一种气氛。

受此气氛影响，东德的谍报人员常怀有一种浩然之气，视敌人为丑陋的小人。

这里要说明一下，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相比，军事化的组织手段绝对是第二位的。

西方谍报机构根本不搞这一套。

就我所知，中央情报局也好，英国的军事情报6处也好，大多数西欧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好，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成员无论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对自己的看法非常实际，无半点浪漫色彩。

我不是说这些谍报机构的人员不称职。

他们其实都是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

我是指这些谍报机构的成员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神圣，不过是辛辛苦苦搜集情报供其他了不起的人物分析的小职员罢了。

我们恐怕走了另一个极端，引入了一套军事组织结构，严格限制个人的生活习惯并向部下灌输我们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的观念。

然而通过以上做法我们的人员强烈感到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从而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忠诚。

没有忠诚，任何谍报机构都无法运转。

我一向认为，很少有人纯粹为了钱当叛徒。

中央情报局总是喜欢用钱去收买人。

克格勃也是一样。

克格勃后来很难找到出于信仰为它当间谍的人，尤其是在美国，只好用钱去收买。

苏联最后几年谍报上的重大收获均来自自动投上门来的贪财之徒，如头号间谍艾姆斯，而不是为了打入敌方某个部门事先挑选的特工。

我们情报局通常早在潜在的特工人员还是学生时就开始培养他们。

当然，对库龙这样的来自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叛逃者，我们不惜重金收买。

可这种情况实属例外。

一些更有头脑的苏联谍报人员认识到，在西方发展潜在的鼹鼠时必须牢记，除了钱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

其中一个因素我喜欢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诱人之处。

我不是指有时为了帮助客人消磨时光向他们提供的妓女服务或黄色录像带，而是这些客人在铁幕的另一边受到款待时感受到的刺激。

有时，我们邀请拉拢对象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苏联访问，尽管这类访问毫无必要。

易受影响的西德人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都是事先精心挑选好的），常常为其所见所闻深深打动。

一次，我用此法吸引西德社会党内一位高级人士上钩。

我们给他起的化名是尤利乌斯。

他是一家报社的编辑，很有社会地位，结交了不少要人，包括勃兰特和党内的其他大员。

当时他应邀参观苏联的一家发电站并考察坐落在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

我恰好在伏尔加河这一带休假钓鱼。

我猜想他喜欢猎奇，于是拉他上了一条小船，驶到一个工人家。

工人一家热情款待了我们，烧了鲜美的鱼汤请我们品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