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

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

同致力过的。

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

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ldo;为甚么要有生活费&rdo;以及&ldo;为甚么有人

领取有人不能领取&rdo;等等问题了。

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ldo;雇佣革命&rdo;的说法。

后来我们虽

常遇到&ldo;卢布党&rdo;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

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

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

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

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

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

（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履的

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作首次会晤。

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

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ldo;不打不成相识&rdo;，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

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

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

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

尊重。

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

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

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