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为一这种办法的漏洞太多了，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它一直是争论不清的焦点。

中共中

央的负责人员和我自己于第三次大会后，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由广州赶来了。

于是

在我们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纠纷，又在上海展开。

当时我们党内很重视友谊和团结。

领导人之间虽有过严重的争论，但既不愿使艰难缔造

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

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

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

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

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

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

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用意无非是针对中共党内一团和气

的气氛，防止中共中央对我有所让步。

可是，马林很快的就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

他所以离去，似乎因为他掀起了中共党内

的大风波，共产国际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调他回去；后来并解除他原任的职务。

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显然并未为共产国际所接受。

从此，他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也

再没有见过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

第三次代表大会时，

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

可是到了上海，情

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