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虽然年轻，但是家族的传承，父亲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了然于心，而他也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秦国的强大，更关系着父亲的遗愿。

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后，连续多次发布了求贤告示，希望能招揽到推动改革的人才，他将给这个人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帮助自己缔造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

他很快等到了这个人才‐‐商鞅。

对于秦国这个有着特殊成功条件的国家来说，商鞅，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

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人，在西奔秦国之前，他曾经在魏国相国公叔座身边做谋士，那时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为相国的公叔座，许多重要的谋略，其实都来自作为他高参的商鞅。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商鞅真正接触到了当时战国最强大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他的施政经验和视野，都来自于这段时光。

从师承上说，商鞅承袭自李悝的法家学说，对李悝的《法经》非常推崇，并且精心研究，在漫长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

这样一个有深厚理论积淀和丰富施政经验的人物，才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选。

商鞅来秦国之前，有两个偶然因素，让他差点来不了秦国，一是长期欣赏商鞅才华的公叔座，临终前将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够认可公叔座的推荐，那么恐怕就没有强大的大秦帝国了，但魏惠王却认为公叔座老糊涂了，对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

第二个意外，是老谋深算的公叔座深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将来势必成为魏国大敌，因此劝说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杀了他。

商鞅知道后只是冷笑，他既然不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

事实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没拿商鞅当盘菜。

不用也不杀，任他自谋生路去了。

这两个偶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经过在公叔座身边数年的锤炼，商鞅已经锻造出了深不可测的心机，对于他人心术的揣测，早已做到料事如神，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才能承担起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

第二，魏惠王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听了公叔座的话重用商鞅，也不会长期地信任商鞅，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给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

所以这时期的商鞅，将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当时的六国里，赵国和韩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齐国是宗族当道，商鞅更不具备邹忌那般讽谏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

至于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国，吴起的例子也摆着呢。

所以，秦国，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

商鞅，是志存高远的秦国仅有的选择。

公元前361年，商鞅来到了秦国，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经过3天的攀谈，商鞅以其学说打动了秦孝公。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颁布了变法令，任命商鞅为左庶长。

这场改变战国历史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二】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