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该书的特点问题略作考察。

第一，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如众所知，见于宋曾公亮等撰的《武经总要》一书的宋朝军律，范围颇大。

其具体律令可谓全面琐细。

举凡平时驻扎训练、后勤供应、下营列队、烽火信号、调兵手续、擒获敌军奸细、泄露军事秘密、使用间谍?等等；战时排阵、下寨、军容整肃、临阵失马、换马，追逐敌军远近、守城、围城不固，贪争财物而不杀敌，入敌境烧杀抢掠，乱杀俘掳，争夺俘掳?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与宋朝军律相反，西夏军律仅就战时集结、行军、打仗等方面，一些最重要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因此，其范围要小得多。

它要求军官和士兵只需记住：英勇杀敌，挫敌军锋，攻城陷城，注意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妇女、儿童，尤其是敌团练总管、左官等重要人物，保护好自己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妇女、儿童，保护好各级将领，听从主将号令，先报告而后行，各自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不可贪功冒功等等内容就行。

西夏流行四言杂字，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的基本精神编为四个字一句的顺口溜，那就可以进一步压缩简化为如下几句：&ldo;人人奋勇，战斗为务。

挫敌军锋，攻城破城。

保存自己，俘获敌人。

保护首领，服从命令。

不贪冒功，忠实为先&rdo;1事实证明，军律规定得越繁琐，越难以执行，因为繁琐的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西夏军律删繁就简，重点突出，注重实用性的革新务实精神，与元昊等统治者所倡导的革新、务实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赏罚比较适中。

即无过重过轻的赏罚。

兹以罚罪律为例。

《贞观玉镜统》中的罚罪律总数为32条，但处死刑的只有七个方面，而《武经总要》中的罚罪律共有72条，几乎条条都是&lso;斩&rso;，似乎只有斩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如果我们用夏宋相同的罪行加以比较，其处罚也比宋轻。

如对于会战或者召开军事会议无故迟到者，宋律规定为&lso;斩&rso;，西夏只免去其官、职、军，或官减半，免去司位、职，罚马10匹。

对无故不救援者，宋律规定&ldo;全队部皆斩&rdo;2，西夏只处理其正副将军，减官或罚马，而不罚其他人。

相形之下，孰轻孰重，哪个合理适中，昭然若揭。

第三，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相对的合理性。

其灵活性，如将军违反命令未能按时进军，本应处罚，但如果是由于半路上与敌人发生遭遇战，或下大雨雪雾，或向导迷路，或避敌哨探1《西夏书事》卷12载元昊对野利仁荣道：&ldo;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2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4，《制度&iddot;罚条》。

等客观原因所造成，则&ldo;勿量将军罪&rdo;（第3篇第8条、10条）。

其合理性突出表现在对官、兵赏罚的物品之上。

对立有军功者往往赏以自宋朝得来的奇缺物品‐‐丝绸、茶叶、金银，对犯有罪过的军人，往往罚以本国出产丰富的马，而且只对拥有大量马匹的军官才罚马，至于仅有少量马或者根本没有马的军卒及其他成员，则不罚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