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点头，“事实上，我把王天木、陈恭澍两人和‘细胞’名单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毛森。”

“最先让我对他产生怀疑的，是他在杭州情报站被捕之后戴笠的表现。

就我所知，为营救毛森，戴笠动用了他能够动用的所有力量，这在军统的历史上几乎是没有的。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因为毛森是江山人的缘故，连我也一度这样以为，直到一个偶然事件的出现，我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今年三月，一战区少将专员赵理君枪杀河南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案牵出的军统洛阳站窝案，涉及到了大规模的走私——这种情况在军统内部根本算不得什么，可走私的东西里面有枪支，军统本部担心枪支最后流向我方，便成立专项组，我作为专项组的一员参与了其中的调查。”

“在审讯其中一名犯案人员时，大概是担心自己成为替罪羊，或者即使他不是替罪羊也难逃一死，他突然要求揭发以期减罪。

而他要揭发的是，军统内部有人和中统方面暗中往来。

对军统来说，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比起走私枪支可要严重得多，我们同意了。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他说的那个人竟然是毛森，时间是在1935年5月底，地点是在苏州。

因为涉及到毛森，就没有人敢再让他说下去，于是电请重庆本部，本部的回电是‘押后，待命’，当天晚上，专项组撤销。”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决于苏州监狱……”

说到这里沐子钰突然停住了，直直的看着沈言。

沈言没有去接沐子钰递来的话头，继续说道：“回到本部之后，我查阅了一些我能接触到的文件和报告，文件和报告显示，顾顺章被处决前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毛森人在福建。

多方比对之后我发现，在这些文件和报告里，毛森这个名字出现的次数大增，有些不合常理，换句话说，就是有人在用这样的方式故意掩盖毛森真实的去处，毛森真正的去处应该就是那个人说的苏州，而那个人的履历里面，那个时间段他正好在苏州履职。”

“毛森在1939年杭州站长任上被捕，十一月获释，就我所知，戴笠将营救毛森的任务交给了军统上海特二区。

特二区区长是姜绍谟，可实际上姜绍谟并没有到任，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就把任务交给了刚到上海不久，在特一区负责行动的陈恭澍。

凑巧的是，39年的春天，王天木也从华北救国军任上调至上海，任上海区区长，负责军统局在上海的一切行动，而在1933年刺杀张敬尧的行动中，王天木和陈恭澍已经有过合作。

把这些联系在一起，我大致得出个结论，这就是：毛森受到了王天木和陈恭澍的要挟，不得不说出名单

上几个人的名字来。”

“王天木和陈恭澍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保命！

因为在敌后工作，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一旦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下场就是一个‘死’——不是死于日本人之手，就是死于己方锄奸队之手。

可只要手里有足够的筹码，就能让己方忌惮不敢下手，而他们最终做到了。

由此也可以反证我的推断。”

“有了的结论，再看毛森，所有出现在毛森身上不可思议的事情也都有了合理的解释，比如‘抗战胜利之前，本局所有人员皆不得结婚，违者，军法从事！

’这样的命令，可毛森不仅娶了胡德珍，还得到了戴笠的贺仪……不对！

不对！

！”

说到这里，沈言这才猛然发现自己的这番推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漏洞。

一直以来，他的这个推论都是建立在以毛森为中心的基础上，忽视了戴笠、王天木和陈恭澍这三个人，有些想当然的以为，这三人都是被动的在围着毛森转。

可就在这一刻，“胡德珍”

这三个字让他意识到，胡德珍极有可能是戴笠故意安排到毛森身边去的，毛森在杭州被日本人抓获极有可能是戴笠设下的局。

一个人在危险的时候最信任的只可能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戴笠就是要在这样的情形下让毛森把自己保命的东西交给胡德珍，让她出面和戴笠讨价还价，而戴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为配合胡德珍的行动，戴笠于是从华北调来了王天木和陈恭澍，或者是识破了戴笠设的这个局，毛森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名字，分出一些分别交给了王天木和陈恭澍，这样就使得知道名字的人从一个变成了三个，让王天木和陈恭澍获利，而戴笠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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