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国家机器并不做任何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工作，唯一可以算是这方面的工作是治河。

为治理黄河和其他易于成灾的河流，清朝特设河道总督，其品级相当于管理两三省的总督。

还有其他许多治河官员。

国家支付的治河款项虽然不少，但是效果很小。

河工成为官员营私贪污的&ldo;肥缺&rdo;。

明朝后期，对于民间的商业、矿业加重征税，起了压制初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

清朝实行的是类似的政策，它通过官僚机构垄断一些大商业，如盐业和进出口贸易，并且在内地设立关卡，对于运销过程中的商品，重重征税。

这都是不利于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总之，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行政的、强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维护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极力打击和扼杀任何足以动摇这种经济基础的新因素，因为，以吸吮千百万农民的血汗来喂养自己的全部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

虽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许多农家无法继续维持&ldo;男耕女织&rdo;的那种生活，因而造成封建统治的危机，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继续顽固地用一切手段维持固有的社会秩序。

很明显，不打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这个桎梏，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农民革命

明朝晚期，由于田赋收入日益减少，专制皇朝极力加征商税、矿税，激起了各地商人和城市贫民的反抗。

特别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以后的十多年间，朝廷派出的太监纷纷前往各地横征暴敛，许多城市，如湖北的荆州、武昌，山东的临清、江苏的苏州、广东的潮阳、江西的景德镇，都发生了激烈的民变。

在这种民变中可以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出现的城市市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在当时的知识界中，结社的风气很盛。

许多在朝廷中担任过较低官职的或尚未做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讲学的名义组成团体，他们讽议朝政，评论人物，抨击贪污腐朽的当权势力，主张开放言路，改革弊政。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把持朝政的太监势力排斥，回到江苏的无锡，和气味相投的一些知识界人士在东林书院讲学，这一派人由此被称为东林党。

当权的太监和依附于太监的官僚们被称为阉党。

两党间的倾轧和斗争一直延续到明朝在南方最后灭亡时。

这种斗争虽然基本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由东林党形成的社会舆论也代表了城市市民情绪。

天启年间（1621-1627年），封建统治者压制自由讲学和自由结社。

东林党一些积极分子被逮捕以至被杀时，苏州、常州这些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中，都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行动。

当时的城市市民虽然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但是还远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以在明朝统治下的危机的总爆发，仍然如以往的各个朝代一样，表现为单纯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明清之际的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对封建传统势力说来是异端的思想。

有些杰出的思想家，如黄宗羲（1610-1704）、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唐甄（1630-1704），提出了带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的观点，表现了对于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对于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