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说，只是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吃了一惊，并没有认真地从这里接受教训，认真地对付资本主义外国的侵略。

在战争结束后，一种使他们感到可以苟安下去的想法在他们中占着上风，这想法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耆英等人在订南京条约时所说的&ldo;该夷……虽系贪得无餍，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已，尚非潜蓄异谋&rdo;。

以后不少人发表了类似的说法。

例如广东巡抚黄恩彤作《抚夷论》，其中说：&ldo;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縻之（指英国）者，惟在通商……其国中一切经费全资商税……其所以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rdo;2。

福建巡抚刘鸿翱说：&ldo;臣莅闽四载，略识夷情，今之英吉利不同于前明倭寇。

倭寇志在虏掠，英吉利志在通商；该国去中国八万余里，彼断不于八万里以外或有他图。

彼亦知即有他图，亦断不能据守。

&rdo;3这些人都自认为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的企图有了新的了解，以为它不过是为了&ldo;通商&rdo;，并不像历史上所遇到的入侵者那样，要来进行掠夺，占领地方，直至当中国的皇帝。

因此，只要抓住通商这一个题目，就可以加以&ldo;羁縻&rdo;&ldo;控制&rdo;，不致于出什么大乱子了。

两广总督徐广缙说：&ldo;驭夷之道，不外羁縻&rdo;1。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徐广缙能做到使英国人放弃进广州城，这被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功。

朝廷和广东官员都认为这一成功完全证明羁縻和抚绥的老办法还是行得通的。

既然这样，对付外国人，似乎也就不是了不起的问题了。

因此，一切的忧虑还是集中在内部的问题上。

经过鸦片战争，国内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间的矛盾是更加尖锐化了。

战争暴露了封建专制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的无能，暴露了它的外强中干。

战争中国家军费开支增加，战后付出巨量赔款，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到了农民群众身上。

从道光二十一年（1341年）起连续三年黄河三次决口，使河南、山东、安徽很多地方被淹没，死亡的人以百万计。

道光二十六--三○年（1846-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尤其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水灾之重，为这些地区百年来所未有。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广东、广西大旱。

这些所谓&ot;天灾&ot;，很大程度上是在腐朽贪污的封建官僚机构把持下水利失修的结果。

统治者自己也承认，封建官僚机构已不能做任何对人民有利的事。

两江总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上皇帝密折中说：&ldo;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

……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内不自安，何暇攘外？&rdo;他又说：&ldo;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良民与莠民亦成水火&rdo;。

他把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成是由于坏官员造成的，但他承认&ldo;好&rdo;的官员实在很难找到。

他所说的实际上是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尖锐的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是封建统治者自己解决不了的。

道光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只好批道：&ldo;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朕翻阅再三，倍觉可叹可恨！

&rdo;1当然，他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

被压迫的农民大众为解决这个矛盾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