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一套如何在革命队伍中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措施，以及如何在革命中对待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策。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能提出这样一套政策和措施。

他们的宗教帮不了他们忙。

《天朝田亩制度》这样一个只能对封建秩序起破坏作用而带有很大空想成分的纲领，也显然无济于事。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胜利面前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相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地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

他们模仿封建统治阶级的排场和作风，在天京大兴土木，建筑王宫，过着养尊处优、豪华奢侈的生活。

清朝官方的情报说，天王洪秀全临朝时，只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几个王可以进见，其他官员都排列在大门内，按照仪式跪拜，呼喊&ldo;万岁&rdo;。

天王同其他诸王的关系（更不用说同其他官员和将士的关系）再也不是兄弟关系，而是君臣上下的关系。

每个王都有千人以上的僚属和侍从人员。

杨秀清每出府，&ldo;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以钲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其次则铜钲十六对，……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rdo;1。

封建等级制度甚至搞到极端繁琐的地步。

以&ldo;天王诏令&rdo;的名义颁布的《太平礼制》，规定了&ldo;臣下&rdo;对天王的子女和其他各王的子女的不同称呼，天王长子称&ldo;幼主万岁&rdo;，第三子称&ldo;王三殿下千岁&rdo;，天王的长女称&ldo;王长金&rdo;，次女称&ldo;天二金&rdo;，其他各王，如东王的长子称&ldo;东嗣君千岁&rdo;，第二子称&ldo;东二殿下万福&rdo;，东王的女儿称&ldo;东长金&rdo;，&ldo;东二金&rdo;等等。

对王以下各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的称呼，也有规定，如丞相至军帅称&ldo;大人&rdo;，师帅至两司马称&ldo;善人&rdo;；丞相子至军帅子称&ldo;公子&rdo;，师帅子至两司马子称&ldo;将子&rdo;；丞相女至军帅女称&ldo;玉&rdo;，师帅女至两司马女称&ldo;雪&rdo;。

在公子、将子、玉或雪中，又有等级区别，如丞相子称丞相公子，军帅子称军帅公子，等等2。

官员们出行都坐轿，天王的轿夫六十四人，东王的轿夫四十八人，下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

高级官员坐轿时，小官和兵士都要回避或跪在道旁，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这些情况说明，太平天国领导者进入大城市以后，失去了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他们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并西征占领长江两岸时，有些原来执行的政策实际上已不再坚持。

咸丰六年（1856年），和太平军同时进入江西的一部分从广东来的天地会部队，保留着原有的组织，打着自己的旗号和太平军一起作战。

这虽然增加了太平军的声势，但这些天地会部队带有严重的游民习气，所起的影响是很坏的。

可见太平军已丧失用自己的严格的组织和纪律来溶化游民势力的能力了。

当太平军初起时，地主富农分子是舍弃了自己的财产，同造反的农民一起来打天下的。

太平军实际上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容纳他们。

情况变化了，当然不可能再这样做。

在安徽、江西、湖北各地，许多富绅、地主接受了太平军的任命，担任各级乡官，却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农村中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