瑷珲条约文字极为简短，但这简短的条文造成的中国领土损失是惊人的。

根据这个条约，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域都划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边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则被说成是中俄两国&ldo;共管&rdo;之地，黑龙江、乌苏里江成了俄国可以自由通行的航道。

而且所谓中俄共管不过是为了过渡到俄国独占。

只隔了两年，在中俄北京条约中就已实现了这个过渡，乌苏里江以东也成了俄国的属地。

订立瑷珲条约的半个月后，俄国在天津以和事佬的身份同清朝政府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尚未结束，不久后，英法联军又入侵北京，俄国也跟着一起同清朝政府订立北京条约。

即使不去说俄国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得到的其他好处，只是瑷珲条约就使它象恩格斯在当时所指出的&ldo;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瑶河一样长的河流&rdo;1。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以不同面目出现的侵略中国的强盗帮中，沙皇俄国实际上成了获取赃物最多的一个强盗。

按清朝当局事先给与奕山的命令，奕山根本无权与俄国人订立这样的条约。

瑷珲条约签字的时候，英法联军已经攻占大沽口，进抵天津。

焦头烂额的清朝政府虽然一向对于东北边疆十分重视，但这时忍痛咽下了这一口苦药，不敢正式宣布否认瑷珲条约，而且还在天津与英、法谈判中无可奈何地寄希望于俄国这个&ldo;朋友&rdo;的&ldo;从中说合&rdo;。

上谕把瑷珲条约已经成立的消息告诉负责天津谈判的桂良等人，并说：&ldo;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龙江定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法两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rdo;1。

而俄国在天津也仍然以中国的好朋友自居。

桂良等奏报：普提雅廷表示：&ldo;愿送中国火枪一万杆，各项炮位五十尊，……求奴才等代奏，并云嗣后夷患极宜预防，海口炮台万不足恃。

伊拟备文回国，令派修造炮台并教兵技艺及看视金银矿苗各官前来中国，代为制备一切，实系感激图报，万无他意，不必见疑&rdo;2。

清朝政府尽管多么软弱，多么糊涂，但也看得出沙皇俄国这个&ldo;朋友&rdo;又来了一个新花招，越是说&ldo;万无他意，不必见疑&rdo;就越是大有可疑。

上谕对这事的回答是：&ldo;其欲令人来教导技艺，踩看矿苗，均着婉言回复，勿许为要&rdo;3。

（六）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身上显著地表露出了这样的矛盾‐‐它不敢抵抗外国侵略者而只能屈服于它的压力之下，但又要在本国人民面前极力保持它的&ldo;尊严&rdo;，表示它还是能驾驭&ldo;外夷&rdo;而不是无力到只能受&ldo;外夷&rdo;支配。

在从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之间的形势发展中贯串着这种矛盾，因此以咸丰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的发号施令是如此地缺乏一贯性，摇摆不定，常常自相抵牾，终至只能听任侵略者摆布。

天津条约订立后，跟着就在上海同英国人进行修改税则的会议。

咸丰皇帝这时似乎忽然发现，经他自己批准的条约中&ldo;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四项，最为中国之害&rdo;1，他要把在敌人炮口下作出的可耻的屈服，在谈判桌上说服敌人取消掉。

他甚至荒谬地主张，以免除关税来换取上述四条的修改。

参加会议的大臣们不无理由地认为，免税当然是&ldo;外夷&rdo;愿意接受的，但他们在欣然接受以后仍然会按照条约索取他们所要的一切。

这些大臣没有向英国提出这个荒谬的主张，也不敢要求修改那四条，尽管皇帝三令五申地催促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名义&ldo;晓谕&rdo;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