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丰七年广州城被英、法侵略军占领之后，清朝政府在毫无办法中想出了这样一着：要广东的官员&ldo;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rdo;3。

广东省城附近的劳动群众有三元里的斗争传统，对于占领广州的敌人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小股的敌人出城往往受到袭击，如果很好地组织这种斗争，是可以困扰敌人的，甚至有可能使它在城内站不住脚，但是要求一战而逐出敌人，是不切实际的。

更奇妙的是清朝当局规定了这样的方针：要把这种进攻说成是与清朝官方无关的，等到进攻得胜，&ldo;然后由地方官员出为调停&rdo;4。

这时有前户部侍郎罗惇衍等三个地方上的大绅士主持办理广州城附近各地的团练，他们自称在积极准备实现收回广州城的任务。

皇帝要那个拖延很久才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同罗惇衍等商量：&ldo;将攻击夷人之事令罗惇衍等专办，而该督作为局外调停&rdo;1。

这真是难以思议的事，要这些绅士以人民的名义去同侵略者决战，而官方则作为&ldo;局外&rdo;人进行&ldo;调停&rdo;！

到了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已经订立之后，皇帝要罗惇衍如果确有把握，仍可进攻广州，但谕令黄宗汉，&ldo;照会该夷，使知构兵之故，与官无涉&rdo;2。

在这情形下，这些绅士们哪里会真去打仗？他们报告皇帝说：&ldo;臣等仰体圣意，自当按兵不动，遥作声威。

而乡曲愚民，颇难明白徧谕。

刻下沿海乡村，仍有忿然不平，不肯甘心接济夷人及为夷人服役者。

该夷以势力欺压，间有民夷仇杀之案。

当此万难措手之时，有此一着，便知公愤尚在人心，未始非牵制之一术。

且出自百姓，与官绅无干&rdo;3。

上谕答复说：&ldo;现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

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大局者，仍当毋庸与闻&rdo;4这样一来，不但&ldo;官&rdo;，而且&ldo;绅&rdo;都成了&ldo;局外&rdo;人了，在侵略者面前不甘心屈服的就只剩下不懂事的&ldo;乡曲愚民&rdo;！

但这些&ldo;乡曲愚民&rdo;却不承认官与绅是局外人。

黄宗汉报告说：他已同罗惇衍等商量好，&ldo;攻剿之举，既不能计出万全，则且缓兵蓄威，毋使（外夷）有所借口，以免贻害沿海地方&rdo;，这实际上是说决定同占领广州的敌人和平共处，但是&ldo;无如好事之徒，安心构祸，肆口骂罗惇衍等虎头蛇尾；虚糜民间数十万银两，抚议一到，遂即按兵不动。

……其催令臣督兵进剿匿名揭帖，竟贴至臣署前，并有用石块包揭帖，于夜深时由墙外掷进者。

……&rdo;5下层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愤怒转移到这些愚弄人民而向侵略者妥协的官绅身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时，办团练的绅士们的任务也就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

咸丰九年初罗惇衍等奏报说：&ldo;臣等驻扎花县，……申谕北路乡民，不准仍与夷仇杀。

&rdo;而且因为占领广州的侵略军表示要到花县，所以他又从花县向北撤退，&ldo;一面约束壮勇乡民，不准妄动。

&rdo;1

广东这一角的情形，已足够使我们看到，封建地主阶级到了这个历史阶段已经彻底地堕落；在外国侵略者的压力面前，它只能起约束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的作用。

不管外国侵略者如何欺凌与侮辱它，它也宁愿向他们妥协，甚至想依靠他们来求自己的生存。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封建统治者始终没有把外国侵略者当成真正的敌人，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的敌人不是别的，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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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

《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