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

例如1918年12月创刊的时事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在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ot;公理战胜强权&ot;1。

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它写道：&ot;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

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ot;并且说，巴黎和会&ot;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ot;2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

为商量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小会，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开了一次会议。

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大会。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他们在宣言中提出&ot;外争主权，内除国贼&ot;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

游行队伍想进入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

他们便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

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

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到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1。

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

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

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

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

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

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一年已有过一次演习，那是为反对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实际上以共同反苏为目的的军事协定而发生的。

那次学生运动由在日本的留学生开始，他们中有许多人罢课回国。

北京学生立即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二千余人游行到总统府，要求废除同日本的军事协定。

在1918年的这次游行后，北京的学生群众中关心国事的空气大大增强，有些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并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学生取得联系，成立了称为学生救国会的&ot;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ot;2。

《新青年》杂志创导的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是互为因果的。

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国家危亡境遇的警觉更使青年们认真考虑新文化运动提出来的问题，归根结蒂，问题就是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