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对，对，我承认，&rdo;她说，&ldo;我变了。

对不起。

我已经三十一岁了，我要丈夫、住所和孩子。

请原谅。

&rdo;

我努力原谅她。

我说：&ldo;要是我现在说你别走，咱们结婚生孩子吧，你会留在我身边吗?&rdo;

她的怒火熄灭了，跌坐下去。

&ldo;不会，&rdo;她悄声说，移开视线，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扼住她的咽喉，&ldo;不行了，我们结束了。

&rdo;

我沉默下去。

她开始啜泣。

为什么明明是她在伤我的心，却又是她在哭泣，而我在旁观，冷冰冰地一动不动，仿佛是我让她伤心?一滴泪水落在《跳房子》上。

四十九页。

我知道是因为泪水干了以后，纸张因此皱缩，而我无数次地打开这一页重看。

&ldo;对不起，&rdo;她说，&ldo;但变了的是你。

你曾经对一切都充满热情。

写作。

生活。

一切。

哪怕只是出去走走。

现在我看不下去了。

实在可悲。

你最后一次写诗是什么时候?&rdo;她合上那本书，碾碎那片红叶。

7

好吧，我承认我写过诗。

不，我根本谈不上好。

我不会说我是什么受挫的悲剧天才。

这也不是那种故事。

事实上，和许多社交有障碍的成年儿童一样，擅长处理字词却不擅长人际交往，诗兴仿佛粉刺，在青春前期的某段时间突然爆发，到我遇见珍妮的时候，诗意已经成了退化器官般的才能，好比花样洗牌和摊蛋饼，只在别人想看的时候才拉出来遛一遛。

我每年为珍妮的生日写一首诗献给她，因为我买不起真正的礼物，就像有些人把通心粉粘在咖啡罐上做模型‐‐结局多半也差不多，消失在布鲁克林的某个地下室里。

我母亲死后，我在她的床头柜里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是我写的最初几首诗，涵盖了我从八岁到十九岁的黄金年代。

纸张皱皱巴巴，染有污渍，有些是手写的，有些是打字机打的。

我意识到我的作品里只有这些她真心喜欢，甚至在电话里大声念给表妹萨迪听过。

我读了一遍，它们当然都很普通，写的是秋天、时光和建筑空地，有一首格外让我皱眉头，居然是光明节奇迹。

我的诗歌就是这样，仅有的两个读者也都离开了我。

可是‐‐就像曾经想当无政府主义者的家伙，颠覆思想如今变成了听你点单后的低声叫骂，就像银行柜员的温顺微笑背后永远在策划如何炸开保险库，就像不会寄出的激烈社论的作者，就像只会用视线施暴的性罪犯‐‐我心底里还刻着一首秘密小诗，不被任何眼睛看见，不被任何嘴唇吟诵。

在这里，在我用本名书写的真实故事里，我将援引我写诗的权利，而不会没完没了描写他妈的天气和沙发是什么模样。

我不会假装知道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在想什么，或者猜测我们做事的理由。

就像诗人，我将只说我必须说的话，简明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