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余年间，本朝大乱，外国亦不安宁。

乘此动乱，盗贼四起。

山贼当路，旅客不敢穿行树林；海盗出没，商船忌遭其手而避之。

贪婪无厌之浪汉，结群聚伙，占据沿海岛屿。

驿站无驿站之长，关卡哨所形同虚设。

最后，盗贼备置数舟，拥向元朝、高丽之港口，劫掠明州、福州之财宝，焚毁官衙、寺院。

元朝、三韩之吏民，为防此寇而内迁，各国濒海之郡县，已荒芜人烟。

无需再做任何说明，这段文字记载，已经把倭寇滋生的基本原因、劫掠范围及其残暴性质完全将清楚了。

（文字引自《中日关系史》）。

后来，真假倭寇都被汤和剿灭，但汤和的剿灭政策采用的是迁徙百姓和固守堡垒，不怎么高明。

历史上方明谦的确提出过：倭寇自海上来，则制敌于海上。

但是由于其为方国珍之子，所以没有受到重用。

后来随着明朝海军的发展，倭寇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几乎绝迹。

酒徒设想，有郑和那种庞大的舰队做威慑，日本多少也顾忌些。

明朝中期的倭寇成分更为复杂，在嘉靖中起明日进贡贸易中断以后，情况为之一变。

参与日本内战的大武士、大名守护极其需要铜钱，而日本国内长期使用流通货币是中国造铜钱，日本国内，并无造币的能力。

（日本国内一度也曾有过自造铜钱，但质量极差，后来不得不以重量为基准进行流通）但被视为&ldo;日本造币局&rdo;的明朝，却关上了大门拒绝贸易，这等于是切断为他们输送铜钱的渠道。

他们为了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仅不再约束倭寇的劫掠活动，而且还自行组织亦寇亦商的商船队，加入日本商人的走私贸易船队中。

这些&ldo;载其方物，出没海道，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

&rdo;明沿海防倭哨船，很难区分哪是倭寇船，哪是私商船，因而遇船既行追捕。

浙、直追捕教紧，他们则奔福建，福建捕急则奔广东。

这种商船交易方式简陋，搭棚于地，铺板其上，陈货而售，违禁品如刀剑之类则藏于船内。

着重亦商亦盗的上川和倭寇劫掠虽然结合起来，但其劫掠动火还只在沿岸还没有深入内地。

当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与倭寇勾结起来后，遂使倭寇的劫掠发生巨大的变化。

明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惧怕倭寇的心理，投靠倭寇以遂其劫掠和走私之奸；而倭寇也利用海盗、私商熟悉地理和内情得以放手劫掠。

这样，倭寇的劫掠活动不仅达于急电，而且范围也从沿海深入内地。

他们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劫掠焚烧，杀戮奸淫，生灵涂炭，村舍荡然。

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六省，而以江、浙、福、广沿海最为严重。

倭寇和明海盗结合成巨大的武装集团，其头目往往以势力较大的明海盗充当。